6月28日傍晚，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結束了訪台行程。在短短的四天三夜中，張志軍除兩度與陸委會主委王郁琦晤談，拜訪新北市、高雄市、台中市三位市長，也與企業界和宗教界人士、農漁民、社區居民、學者和學生等進行了溝通互動，使此行不愧是「傾聽之旅」。不過，因西子灣撥漆事件及零星警民衝突，最後一天部分行程被迫取消，讓此行留下些許遺憾。 當台灣朝野政黨仍在熱議張志軍此行的後續效應，又就維安出錯相互指責之際，我們不妨就此行的意義及衍生的相關問題做些初步探討。 其一，此行是歷史性的創舉。萬事起頭難。誠如張志軍所言，飛行時間不到3小時，但他跨出的這一步卻用了65年，這一步也凝聚了無數人的心血。此行的意義不僅在於張志軍是第一位來台的台辦主任，也在於兩岸事務主管機構首度在台灣會談，這將使陸委會及國台辦負責人的溝通和參訪機制常態化、制度化，讓雙方今後可及時化解誤會、解決問題。 其二，此行的時機有特殊意義。在太陽花學運呈現出濃厚的「反中」情緒，社會又盛傳兩岸經貿交流會暫緩的情況下，張志軍如期來台，適時說明了大陸對兩岸和平發展有著堅定不移的信心及毅力，縱然當前兩岸關係遇到一些問題，大陸不僅不會止步不前，還會克難前行，努力增進彼此之間的瞭解。當然，必須指出，若非馬英九2008年上台，兩岸進入和平發展新局，這歷史的一刻恐怕未必能在此時此刻到來。 其三，此行有助於大陸瞭解台灣。張志軍此行聽到各種不同的聲音，其中包括政治人物，不分藍綠，所強調的「求同尊異」、「尊重民主、多元」，也親眼目睹抗議分子的激烈抗爭。當然，任何人都不可能靠短短幾天的觀察體驗，全面瞭解「真實的台灣」，台灣政治人物發言又有選票考量，未必能代表大多數民眾的心聲。尤其，台灣人的「拒統」，從早年的「反共」，到「不願認窮親戚」，演變到當前的「主權」、「民主」及「國際空間」，有其社經背景，並受外部勢力影響，要深入瞭解、有效化解台灣人的心結，就必須加強研究台灣史、台灣各階段的社會力分析，以及國際局勢演變對兩岸關係的影響，並以智慧及毅力尋求化解之道。…

台灣的12年國教可以分解成三個部分，第一是比照憲法對於國民義務教育的規定予以免收高中職學費，第二是將原本九年一貫的「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延長為12年課綱，第三則是改變高中職入學方式。這三個部分可以各自獨立，現行的作法也是各自分開實施。由於財政壓力，目前只免收部分高中職學生學費，而12年課綱還有待制定公布，教育部唯一全力推動的就是改變高中職入學方式，但就是這種改變，引起家長和考生的強烈反彈。 自從今年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公布之後，各界輿論對於學生如何選填志願提出批評；儘管教育部長蔣偉寧公開道歉，甚至願意承擔責任，但這些道歉與負責，對於憤怒的家長而言，只是揚湯止沸。輿論批評教育部草率，但教育部其實已經耗費好幾億經費，不斷做宣傳，也強迫高中、國中以及國小教師參加12年國教的研習班，還辦了一次免費的全國性模擬考試，以及選填志願與學校分發。該場免費的模擬考試與學校分發，就花了二億的經費。教育部之所以在正式國中會考前信誓旦旦地說，12年國教的入學新方式不會失敗，主要根據就在於該模擬考試結果出爐後，各地方政府教育單位一片樂觀，認為新制度可行。也因此，台灣地區26萬名考生，就成為第一屆國中教育會考的實驗材料。 成績計算方式天翻地覆 這次的國中教育會考，在考題難度與題目數量上，與從前的國中基本學科能力測驗差異不大，甚至可說完全相同，但是成績計算方式卻是天翻地覆。去年的國中基測，國英數自社各科滿分都是80分，外加作文12分，滿分的學生可拿412分。去年一個國文錯4題，作文5級分，而其他科滿分的考生，可拿399分，這樣的分數在全台灣各地都是第一志願。但是以今年的新算法，這種成績進不了台北前三志願的學校。  新式算法不是錯幾題、得幾分，以國文為例，全對和錯7題分數都相同，都是6分，而其中又細分為全對和錯3題以內是A++，錯4題和5題是A+，錯6題和7題是A。而錯8題和錯13題都是B++，錯14和錯18都是B+，錯19和錯29都是B，而B++，B+和B都是4分；而全錯48題和錯30題都是C，得2分。全部48題的國文考卷，居然錯19題和錯29題都相同，原來19可以等於29！台灣的教育學者不但改變了入學方式，也改變了數學規律，把矛盾當成了同一。…

桃園八德合宜住宅標案行賄案，讓遠雄集團總裁趙藤雄、桃園縣前副縣長葉世文、北科大教授蔡仁惠，因貪瀆案遭收押禁見。以台北市近兩年房價漲幅為例，就不難理解升斗小民聽到貪官與建商被羈押而歡天喜地的心情，其來有自。 為了平息高房價引起的民怨，內政部規劃的合宜住宅政策採限定承購資格，提供中低收入戶家庭以市價七成左右房價購屋。原本為了實現居住正義的住宅政策，雖早有民間住屋正義團體及學者提醒其政策上有先天缺陷，然而這是目前政府力推且可執行的政策，仍得到社會大眾支持。若與以前的國宅政策作比較：國宅業主是政府，建商及營造廠承攬工程賺建造費，原住戶優先分配住房。合宜住宅則是向民間徵地，搭配區域開發以期能帶動地方經濟。然而其政策實質結果是「以居住正義之名，行掠奪人民之實」，並且在制度設計上，早已預留政商勾結的巨大獲利空間。 為資方量身訂做的合宜住宅政策 地方政府為興建合宜住宅，以徵收方式，從原居民手上便宜取得土地之後標售釋出給建商。建商則回饋少少的5%-10%戶數只租不賣，且出租戶半年未能出租則可出售；其餘購買者持有滿五年即可轉售。政府則對合宜住宅案放寬容積管制，以興建更多戶數。由此可見，合宜住宅政策設計明顯向財團傾斜。此外，有背景的原居民才能取得地段較好的低價地，例如：桃園縣前副縣長李朝枝，在2011年即以千萬價金購池塘用地，經徵收後換到400坪市價值50萬/坪的建地，估計獲利上億元。 以桃園航空城開發案為例：2012年9月，交通部公布「桃園航空城」計畫，這個台灣最大的都更案，主要座落於桃園縣大園鄉境內，亦有小部分位於相鄰的蘆竹鄉及中壢市，預計開發面積達6,150公頃。航空城案一旦通過，桃園捷運沿線及航空城計畫範圍內多個村落，預計將有9000戶左右的家庭須遷移。…

台灣前途由誰決定？大陸國台辦新聞發言人范麗青所言，引起爭議。然而其中邏輯，值得玩味。 范麗青原文為：「任何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須由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共同決定。」 此言根本未提及台灣前途，台獨分子聽范言不應憤怒或言「關你X事」，而應該說「中國主權關我台灣人民X事」，甚至應認為台灣賺到，可以介入「外國」事務。然而台灣媒體與政客卻逕自解讀為「范麗青認為台灣前途為全體中國人民共同決定」。將「中國主權」化約為「台灣前途」，這正好表示：中國主權和台灣前途息息相關、密不可分。亦即承認，台灣是屬於中國的一部分。 根據中華民國憲法，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並非國與國關係，國家應該統一，與范麗青言論如出一轍。范言合憲，馬政府應積極肯定。獨派無理批評本不意外，然而國民黨上至總統，下至議員，無一不緊急跳出，反對范麗青，好像不嗆聲，就不愛台灣。此舉顯示了國家認同的錯亂，也顯示著馬政府的慌張。 本是大陸尋常記者會，發言亦符合我方憲法立場。台灣媒體卻興風作浪、大炒新聞，國民黨四兩撥千金、或由陸委會回應即可，馬英九卻在獨派的抨擊要求下，以總統之高度，匆忙回應此事，不僅降低了總統的格調，也降低了未來兩岸對等的格調，顯示國民黨歷經太陽花之亂後，已被獨派打怕，內亂心急，因此隨時如履薄冰，一有事情，即刻向獨派低頭，紛紛表示台灣前途由台灣人決定。…

5月29日，民進黨完成黨主席交接，蔡英文正式成為新一屆黨主席，民進黨再次進入蔡氏治理時期。從蔡英文黨主席選舉時的五點政見，與當選後交接儀式上提出的三大任務觀察，不難發現，接受太陽花學運政治遺產，走公民路線，實現她問鼎的台灣領導人之夢，已成為蔡英文出任黨主席及謀求大位的戰略主軸。 2014年之春爆發的反服貿太陽花學運影響深遠，不僅造成兩岸服務貿易協定審查的延遲，以及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法制化建設，而且對島內政局產生重要影響，馬英九執政面臨更大困難，民進黨主席蘇貞昌因此失去角逐黨主席的信心，進而退出黨主席選舉，蔡英文成為最大贏家與受益者，輕而易舉的重新取得黨主席大位。不僅如此，這次學運對台灣社會帶來重要影響，公民運動的社會政治影響力大大提升，讓蔡英文從中看到公民社會的力量，以及自己在公民社會中的角色，開始思考民進黨與公民社會的互動、合作與角色分配，並最終確立將公民路線作為未來政治路線的政策主軸，也是日後選舉動員的利器，希望通過公民社會的強大影響力，將自己送上台灣的權力之巔。 事實上，公民社會一直是蔡英文的重要政治理念，在兩年前的選舉中，她就提出這一重要主張，也對青年學生發揮了重要影響力。因此，太陽花學運的不少學生領袖就是蔡英文的子弟兵或青年軍，預計未來仍將是蔡英文的主要支持力量。蔡英文日前在接受《財訊》記者專訪時表示，「這次學運證明了一件事，就是公民社會是存在的，是有力量的」，「民進黨不可能主導公民社會，但我們可以共同型塑這個國家的政治議程」，進而強調「公民社會的思考能量很大，有一套完整的想法，但它不擅長把這些轉換成政治議題，要變成政策，就必須要靠政黨的力量」。這是太陽花學運後，蔡英文對公民社會與民進黨互動的論述與主張。 在隨後黨主席選舉時蔡英文提出的五點政見中，其中一條就是「經過群眾路線到議會路線，民進黨未來更要與公民團體建立共識、互信，以及共同的行動目標，積極走向公民路線。在共同目標的推進上，政黨不必然要當領導者，但是一定是可行的夥伴關係」。她還進一步提出與公民團體展開多項重要議題的討論，包括總體經濟戰略的選擇、憲政體制的改造與民主深化、符合戰略利益的兩岸政策、青年未來與世代正義的落實，以及將新境界文教基金會作為民進黨與公民團體之間公共事務對話的平台，建立與公民團社會的對話機制，共同型塑國會黨團的立法議程。 在5月29日黨主席交接儀式上，蔡英文進一步提出將新境界文教基金會與公民團體的互動，作為當前三大任務之一。由此可見，蔡英文當選黨主席之後以及在邁向總統之路的總體戰略思考就是公民路線圖，即充分重視、利用與發揮公民團體、公民社會的力量，進而與民進黨互動與合作，分進合擊，共同對付國民黨，進而最終實現戰勝國民黨、實現重新執政的戰略目標。…

6月25日中午，國台辦主任張志軍率團抵達桃園機場，從北京到桃園，雖然飛行時間不到3小時，但他跨出的這一步，卻用了65年。 在機場，張志軍用閩南語向台灣的鄉親問好。他表示，此行主要有兩個目的：一是進行國台辦和陸委會負責人第二次正式會面，就兩岸關係形勢和如何推進兩岸關係交流意見。二是多到台灣基層看一看，與台灣各界尤其是基層的民眾接觸，瞭解他們的生活、所思所想和對發展兩岸關係的想法和建議，以便瞭解一個真實的台灣。 今年2月11日，張志軍與王郁琦在南京舉行雙方兩岸事務主管部門負責人首次正式會面，就推進兩岸關係有關問題廣泛深入交換意見，並達成積極共識。王郁琦還邀請張志軍訪問台灣，經雙方溝通協商，張志軍終於6月下旬訪台，成為大陸第一個訪台的國台辦主任。 25日上午，台灣鄉鎮市民代表會總會、媽祖聯誼會、村里長聯合服務總會、兩岸和平發展論壇、中國統一聯盟、新住民協會等多個團體，自發性地到機場和「王張會」所在的桃園機場諾富特飯店，歡迎張志軍一行。 二度「王張會」引起中外媒體極大關注。100多家媒體，400多名記者提前數小時到場，只為不錯過歷史性的時刻。下午兩點半，張志軍大步走進會場，與陸委會主委王郁琦緊緊握手。張志軍在致辭時表示，1949年以來，海峽兩岸曾經尖銳對峙、相互隔絕，這種緊張的局面直到2008年才有了根本性的轉變；兩岸民眾在共用和平發展成果的同時，也對未來有著更大的期待。王郁琦在致辭時表示，張志軍是第一位踏上台灣土地的國台辦主任，這具有重要的意義；雙方一定會努力，達成更多共識。…

盧溝橋的槍聲揭開了抗日戰爭的序幕，從此「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東西南北」，展開了攸關全民族存亡的反侵略聖戰。經過了八年的艱苦犧牲奮戰，日本於1945年8月15日宣布無條件投降。八年抗戰也成為我們一般人習慣的用詞。 有學者指出，中國對日抗戰應該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佔領東北開始，到1945年抗戰勝利，共計14年。也有學者主張，早在甲午戰敗被迫割台之後，台胞即進行武裝抗日，到1945年台灣光復，前後長達50年之久。 從宏觀的角度來看，14年抗戰或50年抗戰都言之成理，但如以九一八事變或乙未台胞武裝抗日作為抗戰的起點，則有不少值得商榷之處。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東北軍不開一槍全部撤離，次年日本成立偽滿洲國，日軍進而佔領熱河，並向長城各隘口進犯，產生轟動一時的「長城戰役」。當時，南京國民政府的對日態度基本上是不抵抗政策，而且在日本政府要求下壓制民間的反日行動，並集中兵力對江西蘇區的紅軍進行圍剿，迫使紅軍遠走陝北，即所謂「兩萬五千里長征」。此時全國同胞要求抗日的情緒高漲，而國府強調「攘外必先安內」，直到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爆發，全國團結一致對外的情勢才告形成，半年後就爆發了盧溝橋事變。 至於乙未台胞抗日之役，基本上是台灣民間組成的義軍對抗日本的正規軍，雙方實力懸殊，義軍孤立無援，只能以悲壯失敗收場。此後台灣只出現一些零星的抗日行動。因此，把乙未台胞抗日視為中國人民武裝抗日的先聲極具卓見，但如作為抗日戰爭的起點，則缺少連慣性。…

今年適逢七七抗戰77週年，但台灣卻不見一絲緬懷與紀念的氛圍，好似抗戰這段可歌可泣的歷史與台灣並不相關。透過在廈門舉辦的海峽論壇，我有幸走訪了自己的祖籍地─漳州，感受當地濃濃的閩南風情，用閩南語和當地人溝通毫無阻礙，深刻感受到何謂「兩岸一家親」，很多人會說「這裡好像台灣」，但我想更精確的用詞應該是「台灣好像這裡」。只是如今在台灣，這類血濃於水的論述被政治抹煞，取而代之的是「一中一台」的分離論述，獨派用各種「歷史案例」來切斷兩岸的聯繫。 台獨最喜愛的歷史證據之一就是清朝棄台，說台人自乙未割台後與大陸已無瓜葛，台人對中國的認同自日據之後早已低落，更有甚者還開始美化日本殖民統治的美好，高唱台日民族間的融洽，但真相是如此嗎？日據時代台灣人的祖國意識真的如此淡薄嗎？尹章義是少數否定這種觀點的台灣史學者，其著作《台灣近代史論》中，各種台灣人從外觀到文化都不忘祖國的事實俯拾皆是。 不同族群相處首先是區別自己與他族的不同，陳鵬仁教授曾說，「我是台灣人」這句閩南語，是從日據時代才開始有的，意思就是「我們不是日本人」，藉此區隔台日雙方。除了語言之外，辨識一個人的族群，最主觀的認定方式就是他的外表與穿著，因此當日本殖民政府佔有台灣後，總督府即鼓勵台民「斷髮剪辮」。台民為了反抗日本的殖民，區別台人與日人的不同，因此抗拒斷髮，還成立了「保髮會」，要「留以辮子，以見滿清先帝於地下」，在如此強烈的祖國意識下，日本的斷髮政策難以推行。殖民統治的8年後，在台北地區的斷髮人士僅李春生、辜顯榮等28人，讓日人顏面盡失。 一直到1915年（民國四年），台灣總督府推行斷髮運動，舉行集體斷髮儀式，不從者依「保甲規約」處罰，才在台斷髮成功。台灣作家張深切記錄自己的斷髮經驗： 「在剃髮當兒，我們一家都哭了。跪在祖先神位前痛哭流涕，懺悔子孫不肖，未能盡節，今日剃頭受日本教育，權作日本國民，但願將來逐出了日本鬼子，再留髮以報祖宗之靈。跪拜後，仍跪著候剪，母親不忍下手，還是父親比較勇敢，橫著心腸，咬牙切齒，抓起我的辮子，使勁地付之并州一剪，我感覺腦袋一輕，知道髮已離頭，哇地一聲哭了，如喪考妣地哭得很慘，父親好像殺了人，茫然自失，揮淚走出外面…。」…

2014年的7月7日，是七七抗戰77周年紀念日。提到抗日戰爭，迄今國、共兩黨對彼此在抗戰中的歷史評價仍未取得共識。由於篇幅所限，作為史學交流，筆者在這裡介紹一下大陸對國民黨抗戰的評價。 回歸史學春秋之筆，大陸對國民黨抗戰的評價，從來不是籠統的，而是分層次的。 肯定國民黨抗日史績 2014年6月13日，騰衝國殤墓園響起《安魂曲》，600多名中國遠征抗日將士的遺骸骨灰，在各界人士及騰衝當地民眾的肅立注目下，終於從緬甸各地歸葬 國殤墓園，葉落歸根。幾百名中小學生高高舉起右手，向忠魂敬禮。這是騰衝第二次迎回中國遠征軍抗日陣亡將士在緬甸的遺骸，對忠魂的崇敬和懷念也不是從2014年才開始的。…

近當代台灣史的特殊重要價值及意義，在於這一段本僅只為中國史宏大架構下的地方史，卻包含有激盪、引發兩岸與海外中國人，必須更全面與務實地面對19世紀中葉以來的民族命運與國家歷史，進行探討、反思與建立認知的巨大能量，其目的在於拯救與建設一個中國人的中國。 鴉片戰爭之前的中國，近乎完全無知於這個古老的文明「陸權大國」，已走到將跟已經崛起的「海權霸權主義強權」，展開漫長的生死存亡鬥爭的血淚旅程起點。爾後中國也便因此主要付出兩個代價：（1）喪權辱國、貧困落後，人為刀俎、我為魚肉。（2）一代又一代的國族菁英與熱血青年，重複的淪為被中國的大敵左右操弄的精神奴僕，高舉愛國旗幟激進衝撞，每每血淚交迸也綻放思考的繽紛，但是他們的奮鬥，卻是落實在否定與危害自己國家亟需要的內政長期安全穩定與經濟持續性建設進步。 我們看到的中國在這個歷史階段，始終承受至少兩方面的威脅壓力：外部強權的百般欺壓圖謀；內部訴求反政府的動亂或革命危機，而二者又其實具有互動共生關係的連繋。 而甲午戰爭爆發後迄今的台灣史，似乎更能生動或範例性地說明此一模式中國史的真相。 1895至1945「第一階段」…

新北市長朱立倫6月24日先在臉書上透露訊息，隨後公表開態競選連任新北市長，這則消息讓日前還甚囂塵上的朱立倫將直攻2016選總統的傳聞頓時破功。不過，朱立倫此舉，還是有不少人質疑，他是不是真的不選2016大選？未來劇情會如何發展，套句電視上的流行話：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原本一些媒體還堅信不疑地認為，朱立倫一定會直攻2016選總統，甚至還披露有金小刀稱號的國安會祕書長金溥聰出面協調此事，並力勸馬英九「放手」讓朱立倫走自己的路，畢竟馬英九未來這艘「大船」會離岸愈來愈遠，馬英九和朱立倫二人還見面長談，讓整件事的發展似乎有趨於朱立倫直攻2016大選的趨勢；不過，6月24日的宣布，讓整件事出現峰迴路轉的局面，難道朱立倫真的志不在直攻2016大選？或是馬朱不合，國民黨內另有黑手介入？抑或朱立倫有其他黑幕遭人脅迫？各種揣測和消息開始不脛而走。 其實國民黨對朱立倫算是有用心栽培的，有意讓他成為政治明星，所以在擔任桃園縣長任滿前，調任行政院副院長，並出任國民黨副主席，隨後還請他參選新北市長一職。雖然對朱立倫來說，當年選新北市長也是臨危授命，上陣代打，並非自己的人生規劃；但同樣地，參選2016總統大選應該也是一項意外，比較正確精準地說，這應該是擔任新北市長後的「紅利」，而這份「紅利」則肇因於當下的政治環境和氛圍。 如果不是社會大眾對馬英九執政不滿加劇、經濟發展現況不如人意，國民黨中生代間缺乏明星級、高人氣的形象牌等各種因素摻雜在內，朱立倫憑什麼有機會直攻2016大選？這就是「時勢造英雄」。不過，朱立倫此時卻突宣布競選連任新北市長，確實讓人看得有點糊塗了，因為細數國民黨內人才中，只有高人氣的朱立倫可堪和民進黨的蔡英文一拚，朱立倫不選，國民黨政權不就拱手讓人？難道台灣第三次政權輪替的戲碼，竟然上演得如此快速？ 雖然外界風傳朱立倫將直攻2016大選，但其實不少地方記者早就斷言朱立倫一定競選連任新北市長；不過，這和新北市議會議長陳幸進日前的「預言」，指朱立倫未來將以市長身分參選2016大選有無落差？更讓人意外的是，朱立倫竟然對外表示會做滿市長四年任期，難道朱立倫真的不選2016了嗎？國民黨要靠誰維繫政權？或是朱立倫只是藉此宣示，來堵住外界的各種質疑和可能的批判，反正先選上新北市長，再徐圖2016也是順理成章的事。…

台大醫師柯文哲獲得民進黨加持，成為在野大聯盟推出的台北市長參選人後，台北市藍綠對決的局勢大致底定。藍綠陣營的「母雞」既定，接下來是如何幫屬於「小雞」級的市議員們造勢，「小雞」又如何替「母雞」抬轎，彼此的互動也將牽動日後選情的發展。不過，由於連勝文和柯文哲都是政治素人，未來和市議員參選人的互動能否達到「魚幫水，水幫魚」的加成效果；或是自顧不暇，無力照應，只能兄弟登山各自努力，輔選系統能否發揮功能，就顯得益發重要。 今年底的台北市議員選舉應選63席，其中包括山地原住和平地原住民各一席，目前國民黨提名34人，希望單獨贏得過半席次；同屬泛藍陣營的新黨和親民黨都強調不會缺席，新黨不但各選區至少提一人，在士林、北投選區更提了二人，除了知名度超高的潘懷宗，還多提了擔任獸醫師的楊靜宇；親民黨方面也表態至少一區一人，因此光是泛藍陣營就擠破頭。反觀綠營方面，民進黨相對採取保守戰術，只提名27人，對國民黨構成極大壓力。台聯陣營也在各區推出人選角逐；一向強調環保理念的綠黨也躍躍欲試，未來燃起熊熊戰火勢不可免。 一向就是激烈戰區的士林、北投選區，除了今年增加一席名額外，原屬國民黨籍的市議員賴素如因涉案未被提名，民進黨的老議員陳碧峰也因案喪失資格，再加上本屆拿下選區最高票的莊瑞雄，將爭取參加屏東縣立委潘孟安轉戰縣長後的立委補選，一下子就空出四席，因此自然吸引不少藍綠陣營的新人積極投入，像原本只提一人的新黨就增加提名為二人；民進黨內更有一位原本準備在松山、信義區參加初選的新人王威中，初選前臨時轉戰到士林、北投選區，希望提高自己出線的機率，結果也如願以償獲得提名。 過去被視為藍軍大票倉的大安、文山區，今年選情也出現不少變化。原本因為擔任四屆議員的林奕華轉任台北市教育局長，連任五屆議員的秦儷舫也轉任台北市漁產公司董事長，不但提供國民黨新生代出頭的機會，同時也紓緩泛藍陣營惡鬥的氛圍，像新黨提名爭取連任的陳彥伯雖受同為媒體出身，代表親民黨參選的何啟聖的強力挑戰，但因林奕華和秦儷舫不再參選，多少降低了泛藍內部激烈廝殺搶票的威脅。 不過，陳彥伯喘息稍定，日前卻又傳出也是新黨出身的謝啟大，因為不爽擔任台北市政府祕書處專門委員被逼退，決定參選本區議員，再加上曾任新黨市議員、親民黨立委的許淵國也將投入大安、文山的選舉，陳彥伯這次選戰可能將打得格外辛苦。…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於6月上旬發佈《「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以下簡稱《白皮書》)，全面系統地闡述「一國兩制」的內涵及原則後，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瞬即引起香港社會各界熱烈爭論，反政府力量更一連多日炮轟《白皮書》，乘機為「占領中環」運動造勢。不過，縱然眾聲喧鬧，爭議的核心始終只有一處，就是承認或不承認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政治及憲制地位。這不是新問題，是老問題。換一個說法，《白皮書》並無新內容，也就沒有製造新爭議，它只是再次讓大家看到，香港仍然面對著「人心回歸」的問題而已。 先看看法理，依據《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中國已於1997年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香港成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除國防及外交事務由中央政府管理外，香港享有「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權。這可謂香港最根本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中國是單一制國家，中國既擁有香港的完整主權，中央政府自然擁有香港的全面管治權。但考慮到香港的實際情況，以及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中央決定授予香港「高度自治權」，實行「一國兩制」。 然而，高度自治不等於「完全自治」，港人治港不等於中央完全撤手不管，「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並非空洞的口號，一國與兩制的關係、港人治港的要求、高度自治的界線，背後是有清晰實質內容的，且早已載入《基本法》之內。《白皮書》亦清楚指出，「中央擁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權力，也包括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實行高度自治」，從中可見中央與香港是授權者與被授權者的關係，擁有權在中央；實行高度自治的前置條件是依循《基本法》，《基本法》賦予香港多少權力，香港的高度自治權便有多少，不存在剩餘權力。 《基本法》列明了香港特區政府由香港人組成，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擁有獨立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稅制，保持獨立關稅區地位，不用向國家繳稅。全國性法律除列於本法附件三外，其餘均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作為一個特別行政區，而非獨立的主權國家，香港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不但遠較大陸其他省市為高，甚至亦超過絕大多數西方國家下的州和市所享有的自治權力。 同時，中央政府作為「一國兩制」的制訂者、香港主權和全面管治權的擁有者，亦肩負以下職責：任免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向行政長官發出與《基本法》規定的有關事務之指令、授權特區首長處理對外事務和其他事務、政制發展的決定權、宣布緊急狀態、審查香港立法會的立法是否有違《基本法》、解釋《基本法》、修改《基本法》等。…

2014年6月20日至22日，戴耀廷等香港部分泛民主派人士發動了「電子公投」（以下簡稱「6‧22公投」），就普選特首的三個候選方案進行選擇性投票。為增強行動的合法性，戴耀廷等人對外宣稱此次投票為「電子公投」，讓人誤以為「6‧22公投」就是西方民主國家常用的公民投票。但事實上，與西方民主國家的公民投票及電子公投相比，「6‧22公投」不僅有違憲制，而且不合法理。 不是真正的電子公投 泛民人士把其電子公投與公民投票連結在一起，其實是一種為提升「6‧22公投」檔次，而故意採用的表述。眾所周知，公民投票是落實主權在民的一種直接民主形式，然而，「6‧22公投」與西方民主國家的公民投票或電子公投有著重大差異，具體表現在： 第一，憲制地位不同。西方民主國家的公民投票或電子公投均有法律依據，即首先在憲法或法律上確立這一制度，然後在憲政框架內來運作這一制度，以達到直接民主的目的和效果。在確立公民投票制度的國家或地區，一般由憲法或公民投票法來具體規定公民投票的條件、方式、效力等內容。隨著通訊、電子等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出於節省成本、方便投票和提高效率的考量，西方民主國家近年來興起了電子公投這一種新的投票形式，並及時針對電子公投制訂相應的法律規範。然而，「6‧22公投」缺乏明確的憲制地位和法律依據。在這種情況下，香港泛民人士發動電子公投於法無據，屬於非法行為。 第二，政治基礎不同。電子公投是投票與現代科學技術相結合的新興制度，目前正處於剛剛興起的階段。電子公投在西方國家之所以被慎重使用，是因為其在短期內難以解決投票公平性及其技術問題。譬如，對於不擅長新技術的老人來說，採用電子公投就未必公平；並且發動公民投票是一項慎重的行動，電子投票有可能會因投票更容易，而引發投票不慎重的危險。客觀地說，電子公投僅僅是公民投票未來發展的方向之一，但限於目前的科技和資訊條件，它尚未被大規模使用，僅限於個別國家對個別議題的表決。即便是舉行公民投票最為頻繁的瑞士，也只是偶爾使用此種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