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第18屆四中全會通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決定，強調要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加強憲法實施、推進依法行政、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強全民法治觀念等等。其中第七條第六項涉台部分包括：依法保障「一國兩制」實踐；完善涉台法律法規，依法保障兩岸人民關係、推進兩岸交流合作；增進維護一個中國框架的共同認知；依法保護台灣同胞權益；加強司法協作，共同打擊跨境違法犯罪活動。 法治是現代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必須遵循的基本規律。台灣一向以實踐民主法治自豪，大陸這些年也展現依法治國的決心，基於法治為兩岸共同追求的目標，四中全會的決定運用在兩岸關係上，應有以下幾方面意義： 其一，兩岸都有著一中憲法，都追求國家統一，馬英九因此授權吳伯雄在2013年6月「習吳會」上表示「兩岸各自的法律、體制都用一個中國框架定位兩岸關係」。不過，或因擔心中華民國的定位，或為討好綠營的「台灣主體論」，馬政府並未大力宣導一中框架，導致「兩岸一中」未深入人心。從法理上對中華民國定位進行梳理，本是兩岸關係進入深水區必須突破的問題，但台灣執政者必須認清：兩岸政治協商必須以一中框架的明確化、法治化為前提。 其二，從兩岸關係發展數十年的經驗可以發現，台灣的政黨輪替對兩岸關係的影響至大，這顯示兩岸關係至今不脫「人治」的特質，缺乏制度性的保障。為使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成果和前景，不受政黨輪替及當政者個人政治立場的影響，建構兩岸關係制度性框架乃當今刻不容緩的課題。 其三，兩岸服貿協議由兩會在一年半前簽署，卻因太陽花學運至今未能在台灣生效，這不僅導致貨貿協議談判進程延宕，ECFA效應大打折扣，也嚴重損害兩岸之間的政治互信。為避免兩會的協商機制被破壞，台灣方面應盡速透過法律規範，有效保證兩會未來所簽署的協議能依法生效、執行。…

為保證兩岸四地文化融合健康、持續推進，有幾個重要關係，從一開始就必須受到應有的重視。這些關係不僅反映了兩岸四地文化融合應有的必然性、重要性，而且會決定實現這一融合的路徑選擇，所以，深刻認識、正確處理這些關係，將是貫穿實現兩岸四地文化融合的重大課題。 文化融合與民族復興 實現民族復興是億萬中華兒女執著的追求。為此一個多世紀以來，無數仁人志士不怕流血犧牲，堅持奮鬥。中共十八大召開以來，實現民族復興的奮鬥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更加蓬勃推進。這當然不是歷史的巧合，而是深刻反映了兩岸四地文化融合與民族復興的緊密關係。 台港澳文化雖然是中華文化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但在近一百多年中確實已形成了某些自己的特色，因而才出現今天兩岸四地文化融合的問題。台港澳文化的形成有諸多複雜的原因，但根本原因是當年中國積貧積弱，台港澳被列強竊取，被迫與大陸分離，在殖民統治下形成了與大陸不盡相同的文化。現在以大陸為主體的民族復興震撼了世界，同樣震撼了台港澳，增強了大陸文化對於台港澳文化的吸引力，以及四地之間的文化凝聚力。 中華民族復興不僅是中國硬實力的增強，也是軟實力的增強，中華文化的復興就是其中有指標意義的組成部分，而兩岸四地文化的融合，則是中華文化復興的第一個重要環節。…

「戲曲」本為宋代南曲戲文的名稱(註一) 。自從王國維《宋元戲曲史》 之後，用來指稱中國傳統戲劇(註二)。 據筆者考察，如就定義為「演故事」之戲劇而言，則西周初《大武》之樂已具戲劇實質，距今3,000年。如就定義為「合歌舞以代言演故事」之戲曲「小戲」而言，則戰國屈原時代之《九歌》已為戲曲「小戲群」，距今2,500年。如就定義為「演故事，以詩歌為本質，密切融合音樂和舞蹈，加上雜技，而以講唱文學之敘述方式，通過俳優充任腳色扮飾人物，運用代言體在狹隘的舞台上所表現出來的綜合文學和藝術」之戲曲「大戲」而言，則晚至金末葉和南宋中葉之「北曲雜劇」和「南曲戲文」方才完成，距今八百年。 戲曲「大戲」之所以成立如此之晚，乃因為：其構成有故事、詩歌、舞蹈、音樂、雜技、講唱文學及其敘述方式、俳優充任腳色扮飾人物、代言體、狹隘劇場等九個複雜元素，此九元素中本身各有發展，大抵須由簡陋到精緻，又從而要融成一藝術有機體；如果沒有適當的溫床供其醞釀，如果缺少有力的推手促其構成；則始終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而其元素、其溫床、其推手都要等到宋代瓦舍勾欄的出現，才能將其中競陳之技藝，在其溫床中，經由活躍其間的樂戶歌伎之表演、書會才人之創作，綜合而為曠古的藝術體系。…

從民國初年新文化運動到共和國的《河殤》時代，基本是西學東漸，中國人用西方話語檢視自身的民族文化，而中國自身的話語體系相對衰微的時期。同一時段的香港仍被英國殖民統治，台灣則被日美的外部勢力殖民或宰制。不但港、台兩處因而有「親中」與「反中」對立的問題，即便大陸內地也沒少過同類型的矛盾，而表現為傳統與現代、野蠻與文明、專制與民主等壁壘分明的用詞。 啟蒙運動時期的不少歐洲學人崇拜中國的帝制，並學起了「開明專制」，那種相較於「野蠻」歐洲的一種「文明」。康熙和乾隆就曾是歐人崇拜的對象，大一統的中國是四分五裂的歐洲國家想望又難以企及的國度。工業革命以後的資本主義全球化，讓歐洲國家以新銳武力和科技為前驅，大肆向全球資本主義落後地區索求原料、能源、市場和勞動力。而相應的政經文教等體系和價值觀，也跟著牢牢綁架了落後地區人民的心智，使後者固有的文化產生人為的重整反應。 中國作為資本主義後發國家，又是極少數完整而統一的大型文明古國，其對全球化重整反應的發展，自是全球矚目的大事。特別是對歐美國家而言，中國的全球化發展會不會偏離西方世界可控制的軌道，會不會取代西方霸權，這種疑慮叩問著數百年來主宰全球文明秩序的西方國家。杭廷頓坦承西方文明不是普世適用的，並認為：「近百年來的國共內戰，實際上只是西方文明的內戰而已。」 中國人汲取了教訓，根據中國實情批判繼承中外文明的元素，追求民族復興與國家富強。習近平提出的「合腳論」，就是一個說明。中國不但要穿合腳的鞋子，還得走合適的道路，這是中國人飽受內戰、外戰所取得的教訓。過去歐美國家和日本挑起外戰不成，就希望中國發生內戰，讓中國內耗於四分五裂。在這種作用力下，19、20世紀中國人的首要歷史任務，就是追求國家的對外獨立與對內統一。 政治學者胡佛認為：國家統一是政治體系中最根本的思考層次。具有獨特文化和歷史的中國，自有不同於歐美日國家的政治體系。杭廷頓在越戰時期的名著《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今年4月初，日本政府認可了3月11日由首相官邸舉行的國家安全會議(簡稱國安會）4大臣會議，所提「防衛裝備移轉3原則」取代先前禁止出口武器的「武器輸出3原則」議案，現已迅速發酵，而且作用多多，不單單只是出口防衛（軍事）用品賺錢，日本還以此作在國際間「拉幫結派」的得力工具。 軍事與民生科技交互為用 一般人的印象，戰後日本是家電等民生工業很強，但事實上，日本的軍事工業、技術也不曾衰弱過，現在的發展更已和民生工業、技術交互為用。防衛裝備品的特殊技術，很多就存在於人們日常生活的周遭。譬如：美日共同開發的F-2戰機雷達，就轉用在高速公路自動收費系統ETC、汽車防撞裝置；製作機身、車身等的技術，也活用在「波音787」的主機翼、醫療用鈦金屬螺絲上；網路、全球定位系統（GPS）本來是從美國軍事技術衍生出來的。日本這幾年則倒過來，有許多民間技術被引進、運用在防衛裝備品上。 日本防衛省透露，正在研製的「先進技術實證機（心神）」，為了提高匿蹤性，採用tyranno fiber素材，負責開發的企業宇部興產表示，是用了矽與鈦的混合物而提升了耐熱性。產製陸上自衛隊戰鬥服的UNITIKA公司，也在布料裡加入耐燃性佳的素材，生產作業服。日本知道外國十分關注其技術能力，所以處處防堵技術外流。…

 2014年9月19日，投票率高達84.59%的蘇格蘭公投結果出爐，55.3%的民眾反對蘇格蘭從英國分離，支持者占44.7%。 與蘇格蘭公投相比，今年3月的克里米亞公投也是以統獨為議題的公民投票，投票率高達83％的克里米亞公投中，97%的民眾支持克里米亞脫離烏克蘭獨立，並立即申請加入俄羅斯。 所不同的是，前者目標是從英國分離出去，後者目標是與俄國統一起來。最終結果類似，都保持或實現了國家統一的局面。回顧這兩起公投案例，可以有以下反思： 第一，政府的治理能力與國家建設是國家統一的關鍵。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文德修得好不好，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建設得好不好，國家形象好不好，軟實力強不強，是民意是否支持國家統一的根本因素。文德修得不好，雖來之，亦可走之。為政者不可不慎。 英國在光榮革命後各種建設飛速發展，全球政治影響力驟然增強，蘇格蘭也於1707年接受了國家統一。但兩次世界大戰後，英國不再具有日不落帝國的政治影響力，其原來管轄的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愛爾蘭、印度、緬甸等地區，紛紛建立與其關係或遠或近的獨立主權國家，蘇格蘭的國家分離活動也重新活躍。認為獨立後的蘇格蘭：一是有更多的自然資源分配和經濟自主權而更加繁榮；二是可以借此保持甚至提高養老金和社會福利，控制社會公平度下降和收入差距拉大趨勢；三是政治上擺脫英國中央政府強加給蘇格蘭的「不公正、不民主」待遇；四是滿足蘇格蘭人歷史遺留的民族文化自豪感。這些要求，在英國強盛時期並不會成為國家分離的訴求。…

10月24日，正當香港「占中」運動陷入僵持之際，香港工商及教育界請來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迪演講。筆者應邀出席，親身聆馬哈迪以〈東盟在中美之地緣政治〉為題的演講。 馬哈迪首先回顧了中國與馬來西亞及東盟各國上千年的貿易往來及經濟、文化交流史。他強調中、馬曾經有過上千年的貿易交往，都是在和平友好的過程中進行的，中國從來沒有占據或殖民馬來西亞的意識。兩國在經濟和文化交流中，建立起友好睦鄰關係，中國與東盟各國的關係也大致如此。而西方殖民主義則與中國完全不同。 幾百年前，西班牙人拿著手槍來到麻六甲，登陸兩個星期後，就把麻六甲當作自己的殖民地而予以占領。在往後的日子裡，荷蘭人占據了印尼，英國人占據了馬來半島，法國人占據了印度支那（中南半島），美國人占據了菲律賓。西方人把東盟各國當成自己的殖民地，向當地人民強行灌輸自己的宗教、文化及價值系統，形成一種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同時也終結了馬來西亞及東盟各國與中國上千年的貿易往來和友好睦鄰關係。 馬哈迪其次談到戰後越南在抗衡美國勢力東來所起到的關鍵性作用。他指出，在東盟各國中，當年最有力量抵抗美國勢力東來的就是越南。美國曾在越南打了一場史上消耗火力最大的戰爭，先後派赴越戰的士兵高達600萬人次，也創下了美國涉外戰爭的最高紀錄。美國當年試圖從越南尋找衝破口，一旦擊敗越南，將會對東盟各國產生骨牌效應，進而形成對中國大陸的圍堵態勢。不過，美國的圍堵戰略並沒有成功，越南守住了。不然，今天的國際形勢將會是另一種局面。 越戰之後，美國在遠東地區保持了一段低調的時期，但近年來，由於大陸崛起，美國出於圍堵中國的戰略，針對遠東地區又提出「重返亞太」或曰「亞太再平衡」戰略。於是，東盟各國又成為美國戰略部署的重要據點。不過，東盟各國歷盡艱辛、經好幾代人的努力，才掙脫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及美國的殖民枷鎖。因此，對美國的「重返亞太」戰略，不能不小心應對。…

中國大陸政府一再表明，「不能容許一小部分別有用心的人將香港變成西方強國的橋頭堡。那不但會危害國家安全，同時也會影響到香港前途和700萬人的命運。」觀諸香港此次「占中」行動，這種告誡絕非空穴來風，而是有根有據的。 眾所周知，美國為遏制中國崛起，有文武兩道，而且文武之道相互為用。 武的方面，最極端的就是2013年6月在耶魯大學《國際時事報》的論壇上，美國軍方高級將領透露，海空一體戰爭的計畫想達到的目的，就是像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戰勝日本一樣，一次性絕對勝利。 文的方面則是通過心理戰，建立道德制高點，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標。心理戰大體上包括：一是思想改造，方法是通過一代人的教育，所需時間大約是15年到20年；二是製造不安，所需時間約5年；三是挑動危機，需約數周；四是引起國際干預。此次香港「占中」行動的背景及其過程與此符合。 在香港回歸中國後，美國取代了英國，對香港事務指手畫腳、說三道四，甚至通過其在港的機構與其代理人，尤其是美國國務院屬下機構：美國國際開發署、國家民主基金會、國家民主研究所和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直接干預香港事務。「占中」發生後，美國21名參議員致信歐巴馬總統，要求其公開支持。香港中文大學美國中心壟斷了香港8所大學的通識教學教材，美國駐港總領事館通過該中心影響教協、學聯和學民思潮。美國總領事館更在今年3月15日至16日組織工作坊，培訓大學生作為「占中」骨幹，為香港普選定下「不可退讓的底線與立場」。…

如同2008年1月陳水扁卸任前的立委選戰，民進黨遭逢創黨以來最大的慘敗一般，被視為2016年總統大選前哨戰的九合一選舉，選前倒數20多天，國民黨選情全面吃緊，選舉結果恐不樂觀。 由於馬政府執政成績普遍不受民眾肯定，黨內矛盾一再檯面化，「反馬金情緒」早在國民黨及泛藍營支持者間發酵，更因黑心油事件赤裸裸地曝露江宜樺內閣的顢頇無能，導致台北市、台中市兩大直轄市極可能被綠營攻破，其他包括基隆市、澎湖縣同樣難以衛冕。民進黨極可能首度在統治總人口數上，贏過國民黨，無疑給了綠營台獨新生代新的火種與熱情。這個影響遠比國民黨縣市長席次銳減的影響更大、更深遠。 2005年縣市長及縣市議員三合一選舉，國民黨加泛藍陣營共得17席縣市長，民進黨只6席；在901席縣市議員中，國民黨取得近半的408席、民主進步黨則取得192席。2006年藍綠在直轄市長選舉中，台北市、高雄市各自取得一席。但在2008年初第7屆立委選舉，在113席中國民黨獲得壓倒性勝利，共取得81席(71.7%)，民進黨只取得27席(23.9%)。 可以說，馬在2008年初次參選總統時，國民黨交在他手上是擁有雄厚地方執政基礎、立委席次超過四分之三的絕對優勢。但在他2012年尋求時，不僅民調低迷，藍營支持者最後忍痛「含淚投票」，得以保住他驚險過關連任。最大的原因是，期許他推動ECFA後續協商，繼續推動兩岸和解與擴大交流。 然而，兩年多來，藍營支持者所看到的，卻是一個宣稱連任後要「大開大闔」、要追求歷史定位的馬英九，不但無力開拓兩岸關係，甚至竟然被綠營運作太陽花學生鬧事，綁架立法院，致使兩岸協議進程完全被破壞。…

 台灣光復至今已經69年了。1945年的10月25日，在台北市舉行台灣地區受降典禮，陳儀長官接受台灣總督安藤利吉的投降，從此台灣不再是日本的殖民地了，可以說是台灣歷史上具有特殊意義的日子，到底那一天有何特殊的地方呢？ 繼續著抗戰勝利後台胞「欣喜若狂」的情緒，當天的台灣只能以「歡天喜地」來形容，各地都掛上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有的甚至搭建歡迎牌樓。而流行最廣的是一首名叫「慶雲歌」的歡迎歌，更是早就在大街小巷間傳唱。歌詞這麼說： 台灣今日慶昇平，仰首青天白日清，六百萬民同快樂，壺漿簞食表歡迎，哈哈！到處歡聲，哈哈！到處歡聲，六百萬民同快樂，壺漿簞食表歡迎。 在歡喜和高昂的氣氛下，日本的投降儀式在25日早上10點舉行，地點是台北市公會堂，亦即今天的中山堂二樓。公會堂大門口的牌樓上書「台灣光復」四個字，下書「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典禮會場」。 我方代表是行政長官陳儀，秘書長葛敬恩、參謀長柯遠芬；日方代表是安藤利吉總督、參謀長諫山春樹、海軍武官中澤佑、農商局長須田一二三。此外尚有美國人，計有盟軍代表顧德禮上校、柏克上校、和禮上校等19人。台灣士紳有林獻堂、林雲龍、羅萬俥、陳炘、陳啟川、林熊徵、杜聰明等人。而公會堂外面則是人山人海，街道上有大批學生與民眾在慶祝遊行。…

今年是甲午戰爭120周年、抗戰勝利及台灣光復69周年。在這樣的時刻，探討與思考甲午及對日抗戰給予人們的啟示，應該是非常有意義的。因為在120年前的甲午戰爭中，清政府戰敗，被迫割讓台灣，台灣與澎湖地區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台灣民眾也成為所謂「棄兒」，這是中國歷史上極為慘痛的一頁。甲午割台給中華民族與兩岸同胞留下了剜心之痛，這傷痛的記憶與悲情的種子，也是當今海峽兩岸關係發展與中國完全統一進程中的重要障礙。應該承認，甲午割台的負面影響遺害至今。 甲午戰敗割讓台澎，昭示我們一個道理：那就是國強則立，國弱則敗。從中我們可以得到的啟示很多，至少有以下三點： 啟示之一：發展是硬道理。中國近代歷史告訴我們：落後是要挨打的。「民族強盛，是同胞共同之福；民族弱亂，是同胞共同之禍」。甲午戰爭120年後的今天，當我們來審視國際形勢與東亞格局，當我們看待中國自身的發展與崛起時，應該深刻地認識到中華民族必須堅定不移地走民族復興之路。「求和平、謀發展與促合作」雖已是時代的潮流、民意的主流，但國際政治的叢林法則卻並沒有根本改變。 在中華民族發展與崛起的過程中，面臨著外在力量的猜疑與疑慮甚至遏制，需要我們同心同德。方向決定道路，道路決定命運。發展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只有發展與自強，才能在紛爭的世界中自立。 啟示之二：台灣的命運和大陸的命運始終緊緊聯繫在一起。120前中國積貧積弱，導致台澎地區被割讓；69年前抗日戰爭的勝利，台澎地區回到了祖國懷抱；60多年來兩岸之間的分離，又讓中華民族備受國家不統一之苦；過去六年多來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讓台灣經濟與民生分享了大陸改革開放的機遇和成就。有100萬台商是伴隨著大陸經濟的發展而做大做強的。歷史證明：台灣的發展是始終與大陸的發展密切聯繫在一起的，台灣前途也是與中國夢息息相關。…

10月25日，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台灣抗日志士親屬協進會在盧溝橋抗戰紀念館舉辦了「紀念台灣光復69周年座談會」。抗戰館館長沈強表示，為更好地反映台灣同胞的抗日歷史，牢記抗日英烈先賢的豐功偉績，抗戰館已正式啟動擴建工程及「台灣同胞抗日鬥爭史實專題展廳」的建設。台灣抗日志士親屬協進會會長邱秀芷和多位常務理事出席了座談會。 據介紹，抗戰館此次改建、擴建工程，建築總規模為15,100平方米，其中展陳區域6,190平方米、藏品庫區2,368平方米，計畫於2015年10月完成，而「台灣同胞抗日鬥爭史實專題展廳」也將同時對外開放。 座談會上，與會人員表示，兩岸同胞是血脈相連的命運共同體，有著共同的歷史記憶；兩岸同胞應牢記歷史，更加緊密地團結起來，構建和平穩定發展的兩岸關係，為實現國家統一和中華民族復興而共同奮鬥。 當天出席座談會的台灣畫家楊炳輝，曾在今年6月向抗戰館捐贈一批台灣反侵略鬥爭的文物，其中包含其祖輩留下的槍枝、彈藥等物品。楊炳輝說，那些槍枝彈藥是他祖父犧牲前埋在地下的；五、六十年後挖出來時，已經都鏽跡斑斑。楊炳輝表示，作為台灣抗日志士後代，他願意將它們獻給抗戰館，於台灣抗日鬥爭史實展覽中展出。 此外，在台灣光復69周年之際，台盟中央、全國台聯人員也曾到抗日紀念館，向抗戰烈士獻花，並參觀抗日戰爭專題展覽，緬懷抗戰先烈，特別是台灣同胞在抗戰中的英勇事蹟。

1979年1月1日，在北京與華盛頓於1972年2月28日已簽署的《上海公報》基礎上，雙方公布了《建交公報》，建立起「全面正常化」的邦交關係。這一重大的歷史事件，使中華民國台灣終於必須面對兩個根本問題：一是被美國「廢、斷、撤」，失去與中國大陸糾纏對抗下去的最大靠山；二是北京以國民黨為對口提出《告台灣同胞書》，正式公開了全新的對台政策（路線方向），建議兩岸以和平談判結束敵對，展開共謀國家統一的步驟。 這是1949年以來「中國問題」的最劇烈變化，但它包含有因國共反目引起內戰，導致兩岸分裂敵對（已長達30年），徒利霸權外國操作危害，給國家民族造成巨大慘痛傷害的務實反省，以及撥亂反正、設法挽救的正面企圖。凡是具有正常民族認同、愛國意識的中國人，應該都會樂觀其成。 因此，全世界與兩岸的中國人，都雙目炯炯的注視著台灣執政強人蔣經國會如何反應。而蔣經國很快地以「三不」，表達了他第一時間的回拒。可以理解，蔣完全明白當年的台灣，即便處在華盛頓─北京的和解背景下，也不會因此獲得更多的「自主」，甚至反而會承受更大的監控與擾亂。「三不」主要是安美國之心，或許也有間接向北京表達「稍安勿躁」的含義。 從1979年此刻開始，「台灣     （問題）」正式變成華盛頓─北京雙方短兵相接的角力場域。但美國在台灣享有的各類優勢，遠遠超過大陸。大陸在這個鬥爭從零開始的起步階段，只有依靠/強調台灣同胞的中國意識/認同，以之做為其對台工作出發上陣的裝備。北京那樣天真的高調表白及所建構的政策/戰略，其實無異把自己的底牌過早地暴露給美國，提供它相對充裕的時間，來謀劃與進行有效的反制。「從台灣下手」是美國霸權主義長程對中國戰略中的核心要害。把台灣打造成具傷害/拆散中國功能的犀利武器，最晚可從1979年2-4月《台灣關係法》，完成美國國內立法程序後同步起動。 在今天，我們已經能夠較具體地歸納出美國此一「對台政策」的幾個重點：…

藍博洲的文學生涯開始於台灣歷史的轉折關頭。1987年7月15日蔣經國宣佈解除戒嚴，台灣進入了一個浪潮洶湧的新時期。就在那年年初，藍博洲加盟陳映真主持的《人間》雜誌，參與了關於2.28事件40周年的民眾史專輯製作小組。他的作品以2.28事件及之後的50年代白色恐怖為背景，試圖通過回溯被遺忘的歷史，向醞釀著巨變和激烈歷史/政治爭議的台灣社會發問。侯孝賢的電影《悲情城市》中留下《幌馬車之歌》的影子，而《好男好女》就是根據這部作品改編。即便如此，在新的潮流中，藍博洲的作品面對更多的可能是漠視、拒斥和有意識的遺忘。 1949年兩岸分治的形成是台灣歷史的分水嶺。這個分水嶺的意義需從兩個方面加以把握。 首先，由於新中國的建立和國民黨退守台灣，國共內戰進入兩岸分治格局，從1949年5月19日戒嚴令頒布可看出：分治格局事實上是國共內戰的延伸。台灣戒嚴令由警備總司令陳誠頒布，距離國民政府於當年12月遷台約半年時間。前一年12月10日國民政府在南京宣布第一次戒嚴令，台灣及新疆、青海、西藏、西康等距離國共主要戰場較遠的地區不在戒嚴令範圍內；1949年7月7日代總統李宗仁頒布第二個戒嚴令，但很快國民黨兵敗如山倒，全面退守台灣。實際上，《中華民國刑法》第100條（內亂罪）原本為1928年刑法草案的內容，1935年1月1日頒布後備而不用，至1950年台灣戒嚴開始實施，1992年修訂。兩份戒嚴令之間有明顯的連續關係，共同反映了中國的巨變和國民黨政權的命運。 其次，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兩岸進入冷戰時期。伴隨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琉球成為美軍在遠東的最大軍事基地，台灣、韓國、南越成為美國推行亞洲冷戰政策的前哨陣地。戒嚴實際上是內戰和冷戰交叉重疊的產物。由於這一陳映真稱之為「雙戰構造」的歷史條件，兩岸形成了對峙，但不存在類似朝鮮半島那樣雙重承認的國際政治。在這個意義上，兩岸的和平最終取決於能否創造新的政治，以徹底解決「雙戰」帶來的隔絕、對立和敵意。 戒嚴令頒布後，國民政府又頒布《戒嚴期間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法》和《懲治叛亂條例》等。1952年頒布的《出版法》第一條規定停止集會、結社、請願，取締被認為對軍事有妨害的言論、講學、新聞雜誌、圖書、標語及其他出版物。白色恐怖蔓延整個戒嚴時期，但1950年代的鎮壓最為慘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