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治上，台灣和中國大陸表現優越，美國則表現甚差。我們可以用「社會資本」的概念來理解此中差異，有關研究也提醒我們，該如何在美中台三邊關係中趨吉避凶。

從去年12月開始爆發，到今年6月17日為止，新冠肺炎已經蔓延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超出800萬人感染，造成43萬5千多人死亡，說它是21世紀的黑死病或大瘟疫並不為過。

這場大瘟疫不僅凸顯了病毒不分國籍、不理國界的特性，也呈現出不同國家因應疫情的不同能力。

兩岸防疫表現均比美國好

台灣在這場防疫作戰中表現名列前茅，到6月17日為止，累計確診445人，死亡7人，平均每百萬人感染比例18.5人，死亡率1.6%。

同一時期，中國大陸累計確診84,823人，死亡4,645人，平均每百萬人感染比例60人，死亡率5.5%。不過，扣除疫情爆發源頭湖北的案例，大陸的防疫表現同樣卓越，湖北占整個大陸確診和死亡人數的比例是81%和97%。可以想見，疫情初起之時狀況不明，因應不及，所以導致高感染率和死亡率。當中央意識到問題嚴重之後，立刻封城封省，緊急調度，因而能夠快速控制疫情。

相較於台灣和大陸，美國的防疫表現就令人搖頭了。美國疫情從3月中旬開始升溫，到6月17日，累計確診218,2950人，死亡118,283人，平均每百萬人感染比例6,631人，死亡率5.4%。

福山修改其「歷史終結論」

看看美中台三邊對比，感慨最深的人之一，大概是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福山在1989年提出「歷史終結論」，預言蘇聯和東歐國家變天，共產主義陣營瓦解，美國式的自由民主加市場經濟，將成為世界各國制度安排的共同歸趨，人類社會制度演化的終極模式出現，歷史（社會制度演化）因而走到了盡頭。1990年代的世局演變和福山的說法頗為吻合，因而讓他聲名大噪。

可是，後來當福山目睹2008年金融海嘯席捲下，美國露出疲態而中國大陸持續崛起之時，開始修正原先論點。他指出，全球化所造成的財富聚斂效應，使得美國的財富分配惡化，只有少數能夠利用高科技和全球性貿易與金融平台的精英，收入得以大幅提高，但絕大多數人卻被排除在外。其結果，就是中產階級沒落，少數精英掌控了政治、經濟和媒體大權，使得美國的自由民主政體向有錢人傾斜。這樣的制度安排當然不足以作為全球的榜樣，人類歷史還需要摸索前進。

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福山對川普煽動右派民粹主義、提倡貿易保護主義的言論就頗不以為然，認為川普的主張會讓美國作為世界領導者的威信進一步喪失，光環更加黯淡。川普當選後，福山對他的施政經常發出警語，但卻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川普胡搞瞎搞，而徒呼負負。

關鍵在於人民信任政府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之後，綜觀世界各國的防疫表現，福山很感慨地承認，各國表現優劣和政體是否民主無關，同樣是威權政體，中國大陸防治表現優異，俄羅斯則遠遠不如；同樣是民主政體，台灣和韓國防治疫情成效卓著，美國和英國則表現得一塌糊塗。福山認為，關鍵在於政府，尤其是領導人的能力和民眾對政府的信任與配合，而川普執政下的美國，正面臨著領導無方和失去人民信任的危機。

在人民信任政府是施政成功關鍵因素的論點上，福山曾經用「社會資本」的概念來描述這種情形。社會資本可以從個體和總體兩個視角理解，就個體而言，社會資本是個人，或企業透過人脈關係，或社會網絡，可以運用資源的總和；就總體而言，社會資本是一個社群或國家成員彼此之間，以及人民和政府之間相互信任與團結協作的可能。

可以說，在對抗新冠病毒的作戰上，台灣和大陸表現良好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海峽兩岸都擁有總體層次較為厚實的社會資本，政府部門也展現了專業和效能。相對而言，美國因為領導人煽動族群分裂對立，加上不專業的領導統御，使得民眾對政府失去信任，導致疫情難以收拾。

值得注意的是，有研究發現，社會資本雄厚對國家的發展建設固然是好事，但如果兩個社會資本雄厚的社群或國家，彼此關係不睦或起了衝突，衝突的程度會比較激烈，時間也會更持久。

美中消長台灣應趨吉避凶

從前述視角來審視，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的美中台三邊關係，我們不能不有所省思，雖然海峽兩岸都在防疫上有不錯表現，但卻沒有利用機會彼此釋放善意，促進交流合作，反而成了敵意螺旋上升的破口。尤其台灣官方口口聲聲，硬把新冠肺炎稱作「武漢肺炎」，刻意在傷口撒鹽，又如何能不激起大陸民眾的怒火，掀起網路上武力統一的殺伐聲浪？

族群分裂、疫情失控，凸顯了美國社會資本流失的頹勢，全民團結成功抗疫則映照出大陸民眾對於民族復興的欲求，在美中消長之間，台灣該如何趨吉避凶？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