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31日是許月里女士去世12周年。筆者曾在她生前多次訪問她，聆聽她逾90年的人生經歷；對照今日綠營一股勁地仇視本是一家親的中國大陸，益發體悟到許月里及其同道的行誼與情操何其可貴。

許月里(1912-2008)出生在日據時代的台北州新店莊赤皮湖（今粗坑里境內）。跟大多數老一輩的本省人類似，許月里日常生活幾乎全用閩南語，而日語也很溜，國語聽沒問題，說則多為簡單的短句或詞彙。

自幼反對日警欺凌台灣人

如果許月里是個乖乖牌，在異族統治期間做個聽話的順民，或許會平安地度過一生。但她天生對弱勢者具有強烈的同情心，加上擇善固執、一以貫之，堅持自己的理念，註定了她前三分之二的人生曲折、艱辛，吃足苦頭。直至1971年與昔日的同志周合源結婚後，後三分之一的人生才嚐到像個人的生活。

許月里在一本日本作者上羽修所寫《昔日追夢─治安維持法下的青春》一書裡，清晰地敘述自己小時候的一幕，「某個寒冷的冬日，父親全身濕答答地回到家裡，就算身體發抖、直打哆嗦、雞皮疙瘩豎了起來，臉上還是泛著帶點僵硬的笑容。當時家裡非常貧窮，父親開了個賣吃的攤販，由於在不能做生意的地方擺攤，被日本警察抓到，繳不起區區兩塊日圓的罰款，就被潑了一身水、凌虐一頓。父親為了不讓家人擔心，勉強擠岀笑容。那時我才7、8歲，但我知道是怎麼回事，感到非常非常氣憤，心痛欲裂，雙手緊緊握拳」。（作者譯）

她也記得，父親每次在外面聽完演講後，總是會把聽到的孫中山故事和三民主義講給她聽。

許月里10歲時進入位在台北下奎府町(圓環附近)的蓬萊公學校（今為蓬萊國小）。在學校裡，老師用日語授課，下課後同學們玩耍、打鬧則是台、日語兼用，講台語較多。後來日本在打「大東亞戰爭」、推行「皇民化」期間，學校就禁用台語了。因校內沒有日本同學，感受不到跟日籍學生的差異，況且許月里成績出色、做事認真，頗獲日籍老師疼愛。

只是在日常生活中，許月里經常看到日本警察欺負窮人、任意痛毆台灣人，連小孩子去醫院拿東西，不懂程序犯了錯，日警也會一腳踹下去，加上父親的遭遇，她年幼時即有抗日意識。

入社會即參與抗日、農運

有一天，許月里在學校打掃時，聽到別班日本女老師的小孩在罵同學是「清國奴」(チャンコロ，chankoro)，嬌小的許月里立刻上前賞了他一耳光，日本小孩哭了起來。同學告訴她，小孩的爸爸是警察，叫她趕快躲起來。日本老師知道是自己的孩子理虧，並未追究。

到了五、六年級，學校把程度好、名列前茅的學生編在一起，準備升中學考試，許月里原本也分在升學班，但因家裡清苦，只能供她讀公學校，而學校老師認為她程度不錯，將她改編入企研組，鼓勵她畢業後應考工作。

畢業前，許月里由老師推薦，和另外7位同學一起報考台灣銀行儲蓄部，只有4個名額，她考上了，一畢業就去銀行上班，3個月實習期滿轉為正職後有15日圓月薪，很多人都稱她為「女狀元」。但從在銀行工作起，許月里即開始參與各種社會運動。

那段時間她常去聽左派勞工工會「工友協助會」主辦的演講，某天經人引介，認識該會創辦人薛玉龍、薛玉虎兄弟，深受兩位反抗日本殖民統治，又不顧自身利害為工友弟兄爭取合理待遇的作為感動，隨即加入、經常去幫忙裁切集會傳單、參加遊行，製作「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標語牌，而她認為，其中自己的傑作是「打倒納妾者」。

同一時期，她也參與了已分裂且成為無產階級啟蒙文化團體的文化協會，為激進左派的連溫卿工作，當中學習到諸多新的思想學說，包括文協綱領裡的「提倡女權思想運動」、「改良婚姻制度」。之後她又陸續涉入農民組合等多個組織。

在1917年11月俄羅斯發生世界首次社會主義革命幾年後，日本共產黨於1922年7月成立。不少日本的勞工、農民及具有社會正義感的青年學生，都熱衷學習科學的社會主義、支持這個新的革命政黨。不過，日本帝國政府極為害怕、憎惡此一趨勢，遂稱他們為「赤」（アカ，aka，是歧視共產黨和社會主義者的蔑稱）並極力打壓，用「治安維持法」伺候，負責執行的是秘密政治警察「特別高等警察」，他們可以採用侵害人權的非法暴力，進行諜報偵查，不擇手段地「懲辦阿赤」。而這也很快地殃及台灣共產黨及許多抗日分子。

當時在日本的台灣留學生，經常與日共、社會主義知識分子來往，因為後者也反對日本殖民統治台灣、侵略中國。日共和留學生用報紙把禁止在台發行的《勞働新聞》、《勞農新聞》包紮得緊緊的(暗藏玄機與記號，只有同道才知道)，寄給台灣某些特定組織參閱。許月里記得她曾經看過日共機關誌《赤旗》。

日警對台共全島大逮捕

許月里不確定父親有沒有加入共產黨或農民組合，但他一直記得父親講過，這種事不能隨便對人說，包括自己家人，只可以跟同志說，走這條路的人必須嚴守秘密，如被捕，打死也不能說。父親這番話深深影響了她。

那時候，台灣民間組成了各類型的反日組織，除了文化協會、共產黨、農民組合外，還有無政府主義運動、台灣黑色青年聯盟（無產青年、黑色青年相互混合）、勞工運動、工友協助會等，他們互相支援，不少人參與多個組織，他們寫文章、辦集會抗爭、示威遊行甚至演話劇，目標就是抗日、將日本逐出台灣。

當年許多組織領導人物、活躍分子，如文化協會的林獻堂、王敏川；台共謝雪紅、王萬得及在宜蘭太平山組織伐木工人的蘇新，……，許月里都認識、接觸過，當他們是前輩或兄長。筆者隨便問她哪個人，她都能大略講述對那個人的印象，譬如王敏川「是個讀書人，聽過他用台語吟誦中國古詩」等等，她的話語簡潔鮮活，這是書籍資料裡看不到的。

許月里說「台灣農民的土地都被殖民當局以各種名義沒收了，所以台共簡吉率領的農民組合，跟日本人鬥得最凶；組合人員來台北沒地方住，就會住在我家」。

從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第六章農民運動裡的記述「昭和4(1929)年7月趙港、同年8月31日簡吉以下幹部都保釋出拘留所，樹立重建方針且努力實踐，但當時的形勢，要發展很不容易。也努力恢復新竹州以下屢屢遭瓦解的各支部，同年11月在台北成立辦事處，設在上奎府町，由張道福、許氏月裡開始處理事務，略有一些活動」可知，許月里很早就認識簡吉，並為他工作。

1930年許月里與無政府主義青年黃天海結婚，一度搬至基隆。黃是從大陸返台的讀書人，曾辦過《孤魂》、《明日》雜誌，和友人共創民烽劇團。可惜他婚後翌年即病歿。而此時期許月里也初識了當時同為無政府主義者、也參與劇團的周合源。

1931年3月下旬，日警在全島搜捕台共，就是從住在她老家隔壁的農民組合領導幹部，也是台共的趙港開始的。而趙港與許月里的父親十分要好，以致許月里的父母都曾被抓去審問，許父被關了幾個月才被放出來。該案有107人被逮捕，75人遭起訴；同年12月，簡吉發起的「台灣赤色救援會」有310人被逮捕，150人遭起訴，造成台灣民族運動後期最嚴重的人員折損。

事發後，許月里也被貼上標籤、列入黑名單，到哪裡工作，日警就找人去說許是「壞女人」，教唆台灣人修理、排斥她，弄得她哪都不能立足。

然而，殖民當局的打壓，促使許月里及其同志的革命感情更濃郁。在兩岸1949年分隔後，他們老朋友、老同志又默默地重新聯繫聚集，未料不久後即遭遇麻煩。

受「自首」友人牽累下獄

1945年日本投降後，許月里經營建材行，其時台灣百廢待舉，建材生意不錯，她的生活獲得改善。可惜1947年發生2.28事件，國民政府又特別忌憚台灣左派，認定「反日的也反國民黨」。因此，有人認為「白色恐怖」初期肅清台共，可能有參考過《警察沿革誌》。

1950年1月蔡孝乾被捕，他在6月1日發表了自首聲明，許月里說她聽到電台廣播心裡涼了半截。她繼續做生意，暗中做一些聯絡的工作，沒想到，她的醫生朋友和女友黃查某10月告訴她，他們去「自首」、「什麼都說了」，說到許月里曾「經濟(間接)援助簡吉」、「燒黨章」、接受「和平宣言」等等。警覺性高的她明白，情治機構一定會循線追查。

同年12月4日，39歲的許月里遭到逮捕，那時她已懷孕，但她在審訊、拷打及關押過程中，都咬牙否認到底。她知道，這就像個「線頭」，她若撐不住講出來，鐵定會一個牽一個，連累一堆人，有些人甚至會被羅織罪名，而且自己承認了也會沒命。結果，她被判刑12年，因為中間出來住院生子，需補刑期，直到1963年她52歲時才出獄，期間幼子一直由她在獄中養育照顧、送小學讀書。許月里已不記得判決書寫些什麼，因後來的一場火災所有文件都被燒掉了。

走社會主義路線無怨無悔

許月里說她一點也不後悔自己選擇的道路。她說，雖然遇到諸多挫折，從日據時代到國府來台，同道中很多人半途退出或遇害，也有人因貪生怕死而轉向，甚至如蔡孝乾投降，但她從年輕時抗日，就相信走社會主義道路，也因此堅信中國大陸走社會主義路線是對的。

出獄後，許月里才知道第二任先生搞垮了她的建材行，又用她的名字欠了一大筆債，她只好到工廠做工還債，不久二人離異。1967年，日據時代的老台共郭德金（曾坐日牢4年）撮合了許月里與周合源，但她堅持先還完債再結婚。周合源在抗戰時期去了大陸，光復後返台，在大同公司任職，1953年因資助簡吉、廖瑞發遭判刑12年。

周、許持續參與《夏潮》等黨外活動，為工農發聲。1988年在機場歡迎赴大陸訪問歸來的胡秋原時，周合源在演講中說「只有兩岸再統一，才是台灣真光復」。周、許終生是勞動黨黨員，也都曾是中國統一聯盟的榮譽主席。1990年代初，許月里參加促成兩岸直航請願活動。1993年她率統盟成員至桃園機場拉布條，歡迎前大陸政協副主席張克輝返台奔喪，同年12月，周合源過世。許月里一直到90多歲時，還經常出現在抗議民進黨、保釣的遊行、演講等場合上。

許月里一路走來，始終以作為中國人為榮。日據時代，她反抗日本殖民統治，一心嚮往台灣能回歸中國；國民政府將她送進大牢，她很不諒解國民黨，也因此曾加入民進黨，但當她發現民進黨有台獨傾向，又親美日，就毅然決然地離開民進黨。她在晚年有機會親眼目睹中國大陸的繁榮進步，別人聽不進「一國兩制」，她則很支持。

許月里這麼一位堅毅、可敬又走在時代前端的女性，台灣人豈可遺忘？祈盼歷史能還給她及其前輩、同志一個公道，也希望他們的故事能讓更多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