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視超額儲蓄新高的現實與隱憂│戴肇洋

正視超額儲蓄新高的現實與隱憂│戴肇洋

過去一年,雖民間消費受到疫情影響,但在出口貿易屢創新高加持下,台灣經濟表現亮麗,主計總處將2020年的成長幅度,從之前預測2.54%提高為概估2.96%後,最終上調為最新的3.11%。然而,在提高國內生產毛額(GDP)的同時,由於境外資金匯回高峰,促進國外要素所得增加,造成國民儲蓄增加至7.71兆元,超額儲蓄(儲蓄減去投資)上升為3.17兆元,皆創史上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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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受矚目的是,隨著國民儲蓄增加,超額儲蓄急劇飆高。依據主計總處的資料統計顯示,超額儲蓄從2009年突破1兆元後逐年上升,尤其從2014年起迄今,每年皆超過2兆元,亦即過去10年以來,超額儲蓄積累達到20兆元以上。雖此現象意味著「台灣錢淹腳目」的榮景,但在反映閒置資金過多的背後,無法掩飾投資不足的困境,以及其可能衍生的社會隱憂。

超額儲蓄癥結在投資不足

在學理上,超額儲蓄的形成根源大致可以歸納為:貿易順差擴大、國外要素所得增加、國外經常移轉收支成長及投資不足等,其中最關鍵的癥結在於投資不足。檢視台灣投資毛額(包括民間投資、公共建設等)占國民所得毛額(GNP)之比率可以發現,從1980年代平均25.7%、1990年代26.6%、2000年代22.9%,逐年下降至最近十年僅有21.9%,不及南韓的30%、日本的24%,更遠不及中國大陸的40%以上。台灣最近兩年雖因晶圓產業設備更新投資略有回升,但比較昔日,仍有天壤之別,無疑說明整體產業投資不足,導致目前呈現數以兆計累積的超額儲蓄。

不過,我們更擔憂的是,超額儲蓄所包括的家庭儲蓄與企業儲蓄占比之消長。回顧1990年之前,家庭儲蓄占超額儲蓄的七成,雖之後家庭儲蓄金額有所成長,但其占比則是逐年下降,最近10年約占三成。在此同時,如果將儲蓄視為分配台灣經濟成長的果實,顯然近10年來企業取得的經濟成長果實大幅超過家庭。換言之,從家庭儲蓄占比的停滯,其實反映了近10年或近20年來,台灣受僱勞工的薪資所得確實沒有成長。

正視社會內部存在的隱憂

由於薪資所得是台灣大多數家庭的經濟來源,薪資所得不及物價漲幅的狀況反映出,家庭沒有閒錢可以儲蓄,甚至發生負債現象。也就是說,近年來台灣在超額儲蓄急劇飆高的背後,社會群體的貧富差距正在不斷擴大。這些或許可以從部分的統計數據發現端倪:

其一,家庭所得比差距創近七年最高。依據主計總處2020年8月14日所公布的2019年家庭收支調查資料顯示,其中前20%高所得家庭可支配所得是後20%的7.26倍,透過政府社福措施及賦稅調整之後,雖家庭所得比差距降至6.10倍,但仍創近七年最高;尤其吉尼係數升至0.339,更創近八年最高。這顯示台灣家庭所得差距逐漸擴大。

其二,家戶財富所得分配嚴重失衡。中央研究院院士朱敬一曾經利用2017年財稅資料加以統計發現,家戶所得最富裕的1%享有全台11.29%的財富。尤其愈有錢的人,其薪資占財富所得比愈低,股利所得及土地增值等資本收益占比則是愈高;相對愈貧窮的人,其薪資所得占財富所得比愈高。此意味著台灣最近十幾年來財富所得分配正在惡化。

家庭債務接近「危險地帶」

其三,家庭債務比再創新高。2020年9月25日,德國安聯集團公布其對全球60個國家及地區的家庭資產和負債狀況調查顯示,2019年台灣家庭債務比(負債占GDP之比率),因房價不斷上漲帶動房貸餘額劇增而升至92.6%,逐漸接近高端債務的「危險地帶」。尤其,台灣類似日本,正面臨人口老化同時呈現人口成長衰退的隱憂,如果家庭負債比居高不下,未來一旦因人口減少,降低房屋市場需求,而造成房價大幅下跌,恐將衍生諸多社會問題。

其四,物價上漲速度抑制薪資成長的感受。依據主計總處所公布的2019年受僱勞工經常性薪資顯示,每月平均經常性薪資(包含本薪、按月給付固定津貼及獎金)為41,883元,年增2.26 %。雖年增率持續兩年成長超過2%,但由於國際原物料價格上揚,帶動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使得每月實質薪資平均不及2001年的水準,甚至被迫陷入貧窮,已成為許多受薪階級家庭揮之不去的夢魘。

應避免社會發展停滯不前

台灣是個小型開放經濟體系,與全球經濟連結的程度頗深。面對美中貿易糾葛及新冠疫情衝擊,未來數年全球經濟又充滿不確定性下,筆者之所以不厭其煩陳述解讀上述眾所皆知、卻又極易被忽略的現象,乃是希望在追求台灣經濟成長的同時,能夠瞭解目前社會內部所存在的隱憂。如果台灣社會發展陷入停滯不前,不僅將會重創社會凝聚的力量,而且可能波及經濟成長的動能。

因此,未來除了透過投資解決超額儲蓄之外,政府應透過政策工具解決日積月累的社會隱憂,進而拉抬經濟成長的引擎。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

附加資訊

  • 作者: 戴肇洋
  • pages: 46
  • 標題: 正視超額儲蓄新高的現實與隱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