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托爾斯泰小說影響

李大釗像其他新文化知識分子一樣，視西方文明為現代，認為傳統必須現代化。他的西方偶像，初非馬克思(Karl Marx，1818-1883)，而是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Leon Tolstoy, 1828-1910)，托翁在文學上有高超的造詣，敏銳的思想和對人類命運的深切關懷。托爾斯泰雖是貴族，但以被迫害的窮苦大眾為念，展現強烈的人道主義，基於愛與個人道德以邁向無階級、無政府的理想進程。他痛恨一切的壓迫，故亦於庚子事變時期同情義和團的「拳民」。他晚年的一本小說《復活》，怒斥世界上的不公，暴露司法缺乏正義，鞭笞教會的虛偽。

李大釗於1916年發表的《青春》一文，就是在詮釋《復活》的微旨，希望垂死的中國能夠恢復青春。托爾斯泰宣導亨利喬治(Henry George, 1837-1897)的社會利益歸公說，自願將所有私產歸公，他的理想是沒有拘束的、自由自在的、祥和樂利的地方社區。他反對暴力，認為唯有道德革命是永遠的，可使人類內心不斷更新。托爾斯泰的人道主義吸引了李大釗，他從日文譯出《托爾斯泰主義綱領》一文，介紹「托爾斯泰主義」(Tolstoyism)。托氏譴責國家暴力之餘，關懷人民大眾的苦難，最得李大釗的認同，因其親眼目睹民國初年的軍閥亂政，老百姓民不聊生，可見之他於民國2年發表的《大哀篇》中所言：「滿地兵燹，民生凋敝，蒼夷滿目」！

受俄羅斯大革命影響

要破除虛偽不人道的舊文明，非革命不可，李大釗在1917年找到破舊立新的方案，那是來自俄羅斯的大革命。俄國共產革命的思想淵源是馬克思主義，他認為托爾斯泰與馬克思都在追求人類邁向無階級、無國界的進步運動，也就是人文世界的偉大革命。他並不在意托、馬兩人的差異，托爾斯泰要求每個人以愛為最高原則、摒棄暴力，而馬克思則主張經濟決定論以及階級鬥爭。當李大釗於1917年聽到俄國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權，得到很大的鼓舞，認為專橫的北洋政府也可以被推翻，可望實施自由與民主的中國。但不久又爆發了十月革命，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人推翻了克倫斯基(1881-1970)的臨時政府。李大釗感到有點意外，所以他的回應七個月後才出現。他認為，十月革命承襲了俄國的人道主義傳統，無疑是托爾斯泰基督教人文主義的延續。

更使他感動的是新成立的蘇維埃聯邦共和國政府，於1920年9月27日主動宣布：之前所有俄國政府與華條約「一概無效」，放棄所有奪取的中國領土與俄國在華特權，無償永遠歸還中國。蘇俄最後雖未能履行承諾，然而在當時如何振奮中國人心，成為中國人心目中正義與自由的象徵，可想而知。列寧又對中國革命表示友善與支持，並經共產國際(Comintern, 1919-1943)派員協助。李大釗因而指出：十月革命是人道主義與國際主義，是和平的基礎，不同於法國革命的愛國主義與國族主義，那是戰爭的源頭。他深信十月革命將更新19世紀的舊文明，進入20世紀的新文明，也就是他認為真正的「民主」，他說：「簡單一句話Democracy就是現代唯一的權威」。他既確信十月革命是真正的民主革命，認為俄國革命的成功是全世界庶民的勝利，也就不足為奇。

當俄國革命塵埃落定，李大釗更感樂觀，思想益發激進。他於1918年2月在北大講授「唯物史觀」及「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等課程。他鼓勵年輕人下鄉去，教育農民，啟其愚昧，要比住在城市裡更有意義（極像托爾斯泰之言）。當時中國農民生活在極端困苦中，所以知識青年應該下鄉去教育、解放他們，使「黑暗的農村」成為「光明的農村」。不過，李大釗要知識青年前往農村，並無意搞農村革命，而是希望農民知道共和立憲的真諦，可見托爾斯泰的「新村主義」對他影響猶在。

馬克思主義在十月革命之前並未在中國受到重視，俄共因信奉馬克思主義而後有十月革命，李大釗則因十月革命的成功才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認為是「庶民勝利」的秘方。換言之，他接受馬克思主義之際，不可能對此學說已有深識。他自稱：「我平素對馬克思沒有什麼研究」，之所以不惜「僭越」來談，是由於俄國革命以來馬克思主義「幾乎風靡全球」。

帝國主義vs.反帝國主義

李大釗於1919年5月15日發表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無疑是當時介紹馬克思主義最全面的一篇文章，其中譯文大都取自日本馬克思學者河上肇。然而李大釗並不贊同「階級鬥爭」，所以想用「競爭」來取代「鬥爭」，又見托爾斯泰的影響。他甚至認為階級鬥爭之說，是馬克思的「小小的瑕疵」。如果馬克思主義沒有了階級鬥爭，則與托爾斯泰的人道主義就相差無幾了。人道主義與李大釗相始終，應無疑義。最不人道的是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剝削，而舉世似乎唯有蘇俄強烈反對帝國主義，站在正義的一邊。所以在李大釗看來，今日世界不是國與國之間的矛盾，而是帝國主義與反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之間的矛盾。

李大釗在此思想氣候中，成為反帝的「列寧主義」(Leninism)者，遂於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走上反帝、反軍閥的政治活動，走出學院的象牙塔，走向街頭，先號召學生接觸勞動群眾，成立社團，進行宣傳工作。中國知識分子開始與勞工階級結合。李大釗於1920年9月成立了北京共產主義小組，並發行《勞動音》周刊，提高工人的覺悟，最後於1921年7月20日促成中國共產黨成立。李大釗雖未能南下參與其事，但無疑是最重要的推手，且更積極在北方發展工人運動，高舉反帝、反軍閥的紅旗。

國共第一次合作失敗

中國的共產革命因響應十月革命而起，障礙與阻力不小，與北洋政府相抗，猶如螳臂當車，在華的列強勢力，也對左派虎視眈眈。李大釗於1922年10月間，在華北領導的罷工風潮，就遭遇到吳佩孚與英美武力的鎮壓。翌年2月7日，「京漢鐵路」沿綫的大罷工，也以血腥屠殺告終，史稱「二七慘案」。當時中國的內外情勢都不容共產主義漫延。中國革命勢力的薄弱促使共產國際鼓勵中共與國民黨合作，李大釗與孫中山扮演聯合陣線的主要角色，李大釗以共產黨身分於1923加入國民黨，將社會主義革命納入資產階級革命之中。但不久孫中山響應北洋政府，參加善後會議，願與反動勢力妥協；李大釗也要借直系馮玉祥的國民軍之助力，但亦無功。

國共合作也不順暢，孫中山死後，矛盾日甚，以至於決裂。李大釗北返後的人身安全也屢遭威脅，成為北洋政府追緝的對象。李大釗於1924年6月前往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感受到俄國人對中國革命運動的熱情支持，深信工農在蘇聯當了家，所以「中國革命非學俄國不可」。但現實極不樂觀，即使中蘇於1925年建交後，共產黨依然是軍閥與帝國主義勢力的死敵，沒有安全保障。李大釗作為中共北方區執行委員會的領導人，持續進行群眾運動不歇，尤其當五卅慘案反帝鬥爭時，李大釗在北京發動數十萬人的大遊行，結果又以「慘案」終結。李大釗在北京因反帝、反軍閥，險象環生。

李大釗被奉軍逮捕處死

段祺瑞政府於1926年以暴力鎮壓抗議群眾，嚴懲「假借共黨學說，嘯聚群眾，屢肇事端」者。段政府被推翻後，張作霖入主北京，對付共產黨的手段更加嚴厲；凡有主張共產者，不分首從，一律處死。李大釗及其學生不得不移入蘇聯大使館避難，張作霖的「奉軍」竟於1927年4月6日，闖入大使館，逮捕李大釗及其19位追隨者，結果全被絞死。入侵外國使館不為國際公法所允許，軍閥膽敢如此，並非無知，顯然是得到在華帝國主義反蘇反共勢力的默許與支持，即使有違慣例，也在所不惜。同時蘇聯也遭遇到西方世界的圍堵，無力反制。

孫中山於1925年逝世後，蔣介石借中山艦事變奪權成功，當北伐軍於1927年到達上海後，於4月12日突然清黨，共產黨人幾乎全軍覆滅。蔣在上海捕殺共黨之餘，還密電張作霖「主張將所捕黨人即行處決，以免後患」。中共精英在這一年的大量喪亡，證明1927年是以俄為師的革命運動最為慘澹的一年。

李是中國共產黨的奠基人

李大釗自1917年到1927年始終是主導人物，他是創立中國共產黨的奠基人，完成國共合作的要角，尤其是華北工運的主導者。他的遇害及共產黨的大災難是一個階段的終結，卻為下一個階段開了契機，仍有其重大的歷史意義。

李大釗搞城市起義與工人運動在1927年的徹底慘敗，迫使中國革命轉向農村，使主張農民革命的毛澤東有了揮灑的餘地，毛澤東於長征途中崛起，與共產國際分道揚鑣，並於日軍入侵的國難時期激揚農民革命的國族意識，於二戰後獲得共產革命的勝利。馬克思認為，農民因其保守性格，不可能像被剝削工人階級般具有與資產階級鬥爭的積極性，所以李大釗沒有從事任何形式的農民革命。華北廣大的農民經過八年抗戰，親歷日帝侵略軍的殘暴，自然而然在國族主義動員下，形成龐大的潛力，共產黨用之，不僅能對付國外強敵，而且可以消滅國內政敵，完成社會主義革命。毛澤東領導的農民運動證實，農民亦可成為革命成功的先鋒，未必如馬克思所說，非無產階級工人不可。

值得注意的是，凝聚農民的精神力量是「國族主義」，而非無祖國的國際主義，從實踐中修訂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有鑒於資本主義的剝削而後有「馬克思主義」(Marxism)，列寧有鑒於帝國主義的掠奪而後有「列主義」(Leninism)，毛澤東有鑒於中國農民起義的傳統而後有「毛主義」(Maoism)。毛澤東根據中國經驗，代言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Chinese Marxism)。

李大釗是第一位中國馬克思主要者，毛澤東也受到李大釗的影響，但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中國詮釋者是毛澤東。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特色，是在國際主義中呈現強烈的國族主義，而革命的手段要靠農民。李大釗雖然知道中國仍是農民大國，不可能不注意到農民的福祉。但在李大釗的眼裡只有二種人，一是可敬的靠勞力吃飯者，另一是可鄙的不勞而獲者，廣大的農民自然屬於前者，而他受到托爾斯泰的啟示要青年「前往鄉村」教育農民或向農民學習，初未想到要農民當革命的先鋒，他一直以華北工運為主軸。毛澤東搞農民革命，則是基於1927年工運失敗，證明俄國革命不能在中國複製。中國農民革命的成功，殊非李大釗能夠預見，亦大出史達林的意料之外。

李的星星之火竟然燎原

李大釗未滿不惑之年，就慘死刑場，他所引領的共產運動是最艱危困苦的八年。他未能見到的是：他點的星星之火，竟然燎原，而且燎原得如此不可思議。他催生的中國共產黨想要在上海租界成立，結果被法警發覺，只好逃散，最後在杭州西湖畫船上宣布成立，事後到底是哪一天，各人的記憶不同，已難確定，然而那十幾個白面書生暗中成立的黨，居然能在短短的28年後即取得中國的統治權。

共產新中國成立不到周年，美軍逼近鴨綠江，在麥帥眼裡的農民軍，居然把世界最強大軍隊的聯軍打回38度線，舉世矚目。韓戰後美國封鎖中國20年，想要絞死在搖籃裡的新政權，結果失敗，以尼克森的訪華了結。改革開放40年將一窮二白的中國，躍登世界坐二望一的龐大經濟體。科技遠遠落後的舊中國，居然能夠成功登上月球的背面與降落火星陸地。中國人百年來夢寐以求的富強，居然在中共手裡完成。這許多「居然」，近似「奇蹟」，而「奇蹟」的發生，難道是偶然的嗎？值得我們深思。

(作者係退休歷史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