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問世百年的連橫《台灣通史》│徐泓

重讀問世百年的連橫《台灣通史》│徐泓

清末以來,帝國主義者從政治、軍事、經濟入手侵略中國,又從歷史文化入手,占領話語霸權地位。他們倡言中國自古以來,文化和民族多元,並未發展成「多元一體」的統一國家,只是一個「沒有真正融合成為一個民族的國家」。近年來,美、日學者又宣揚滿、蒙、維、藏等族及其土地與歷史非中國,欲眾口鑠金,以阻中華一統大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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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方面,台獨勢力配合國際分裂中國的言論,倡言「台灣自古以來非中國的領土」,台灣人的基因非僅閩南人和山地原住民,也雜有荷蘭人、西班牙人和日本人,甚至倡議台灣為南島民族發源地。蔡英文還自稱其出訪南太平洋島國是「尋親之旅」,用台灣原住民南向認親,否認「兩岸一家親」。

歷史教育全面「去中國化」

台獨更動員學者、教授以「學術」論著、歷史著作和教科書,主導媒體,建構話語體系,宣揚殖民史觀;倡言:「荷蘭人來了,台灣誕生了」;強調日本統治給台灣帶來現代化,不得稱為「日據」而須稱為「日治」;1945年日本軍國主義者投降,只是「終戰」;台灣回歸祖國,不得稱為「光復」。

近30年,自李登輝掌權以來,為徹底改變台灣人民的國族認同,從青少年教育做起,借本土化與教改之名,有計畫、有步驟地進行「去中國化」的中學教科書課綱變革。從量變到質變,減少中國文史地理的份量,大量刪減中國史,以致上古到隋唐只剩4頁,整個三國魏、蜀、吳全沒了;商以前的中國隻字不提;明中葉以後的中國史併入世界史,也不見了。

最新一版的歷史教科書,中國史併入東亞史,中國史不見了,卻大講日本明治維新,歌頌1920年代「日治」台灣有多繁華,對日據時期被殺害的數十萬台灣人命,則隻字不提。國文課本也大幅刪除中國古典詩詞和文言文;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蘇東坡、王安石等被認定為「封建」的唐宋八大家,大都刪去,代之以日本人寫的漢文詩。值此台灣人面臨國族與歷史文化認同危機之時,重讀百年前,連橫(雅堂)先生的《台灣通史》,意義至為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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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雅堂闡發民為邦本之義

當雅堂先生之世日寇占據台灣,推行「皇民化運動」,欲使台灣同胞馴化於日本習俗。雅堂先生致力於保存民族正氣,使台灣同胞牢記「台灣之人,中國人也。」台灣舊有史書多已散佚,其存者又多謬誤粗漏,甚至有乖民族大義者。因此,一部國人自撰之新台灣史是極其需要的。

雅堂先生乃秉其先人之懿德與其幼時之志,「昭告神明,發誓述作」,以十年的功夫,於1918年撰成《台灣通史》。體例仿《史記》,為紀4,志14,列傳60,共36卷,88篇。其主旨在發揚民族情神,闡發「民為邦本」之義;故舉凡我民族開發台灣篳路藍縷之功,抵抗異族犧牲奮鬥之烈,及有關民生之豐嗇、民德隆污與禮樂兵刑之制,均詳加論列,並以經世致用之精神貫穿全書。

《台灣通史》參考之史料,有雅堂先生自己尋訪者,有前人之著述,亦有清史館之檔案,然而時當「改隸之際」,兵馬倥傯,政府檔案都已散佚,私家收藏,更半付祝融。尤其前人著述,存著寥寥,以《台灣府志》為例,通行者唯余文儀《乾隆續修台灣府志》一種而已;清史館藏,亦不過有關台灣建省檔案而已。由於史料之限制,遂使書中難免有謬誤之處,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副院長鄧孔昭曾為此撰作〈《台灣通史》辨誤〉(台北:自立晚報,1991)。然受限於當時史料搜集困難所產生之瑕,並不能掩其全體之瑜。雅堂先生亦深知須修改之處甚多,於《台灣通史》出版後仍著述不輟,思以補正,例如《台灣詩乘》中,即頗多修改舊說者也。

找出何事可法,何事當鑑

至於後有人稱《台灣通史》以舊眼光、舊方法編撰,並譏其對割台後之史事隻字未提,實責備太過。若論方法,《台灣通史》體例仿《史記》,或可謂舊,然其書中有關地理、果、木之屬皆雅堂先生實地考察之成果,此種科學徵實精神可謂舊乎?

若論眼光見識,其實只有高低,無所謂新舊。雅堂先生以史為民族精神。他在序中闡明:「夫史者,民族之精神,而人群之龜鑑也。代之盛衰,俗之文野,政之得失,物之盈虛,均於是乎在。故凡文化之國,未有不重其史者也。古人有言:『國可滅而史不可滅。』」

雅堂先生又說史者為致用之學,「讀書所以致用」,「究之皆有益于邦家」。書中所記既非浮光掠影之論,亦非堆積史料而已,而是要於前人往行中,找出「何事可法,何事當鑑」。例如在〈外交志〉,強調外交貴乎得人,若賢者在位,則可如鄭子產以小搏大,「聘問往來,能不失其宜」,亦可如鄭氏之在台,以彈丸孤「拮抗中原,玉帛周旋蔚為上國」。降至近代,西方帝國主義者,挾其堅船利炮而至,則非「整軍經武,國殖民興」不足以言外交。古近代以來,國際外交,除貴德人才之外,又須充實國力,以為外交之後盾,否則在此無公理的世界上,必為強所併,為優所食,以至於滅亡。此即雅堂先生論次外交所得之教訓,至今仍可為吾人之殷鑑。

有待後人續連雅堂之筆

雅堂先生又說:「史者,以民為本。」他在凡例有云:「夫國以民為本,無民何以為國?故此書各志,自鄉治以下,尤多民事。」書中各志之寫作皆以民為本,從人民的立場褒貶。論職官,褒揚鄭成功愛民,「閩粵之民聞風而至」,論戶役,以鄭氏能撫拊入民,「給其田疇,樂其生業」。論度支,稱贊鄭氏經費漸罄,「猶不斂之民,而以王家所儲者用之」。其論榷賣,則曰:「(《論語》) 記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乎?』旨深哉!」其論民變,則以官府不為民除害,反而害民,遂激民使變也。其論台灣人物,則崇獎循吏與建設台灣有功之人。雅堂先生闡揚傳統中華以民為本的思想以今日觀之,仍為時代之先鋒,如何可謂其眼光舊耶!

至於譏其未述割台後之史事,更是失之於苛。時日寇正以高壓手段治台,《台灣通史》付印時,〈獨立紀〉被迫改為〈過渡紀〉,試問日據史事怎可執筆?且雅堂先生非不欲續寫,他在〈與徐旭生書〉有云:「橫亦頗以此自負,更欲撰就續編,記載乙未以來30餘年之事,昭示國人,借資殷鑑。而索居台灣,文網周密,不無投鼠忌器之感。歸國以後,倘得一安硯之地,從事修纂,必有可觀。而身世飄零,年華漸老,此願未償,徒呼咄咄。固知棄地遺民,別有難言之隱痛也。」其志向如此偉大,境遇如此悲涼,吾人何忍譏之耶!

西哲克羅齊(Benedetto Croce)曰:「一切歷史皆為現代史」。隨著時代環境的變遷,我們今日處境不同於雅堂先生,面對的問題亦不同,以今釋古,歷史解釋更不盡相同。雅堂先生處於滿清衰微之際,國恥頻來,以致台灣割讓。因此,主張振作民族精神,以漢族之立場寫作台灣歷史,而視台灣300年歷史,為漢民族之移民開拓史,故書中充滿「尊漢」、「排滿」、「輕番」的思想。如今清朝轉移給民國已111年,昔日所謂「漢滿番」之分界早已泯除,中華民族業已摶成。但帝國主義者必欲阻撓中國之統一,破壞中華民族的團結,伺機分化;因此,雅堂先生《台灣通史》已不能盡合現代需要,且其書止於割讓之際,更有待後人續其筆。

光復以來台灣史的研究日益壯大,成績斐然,新史料不斷出現,史家研究依憑的圖書檔案豐富,研究工具日趨完備,研究方法不斷更新。因此,如何以現有的史料與累積研究的成果,配合時代的需要,寫作一部起於遠古止於今日的新台灣史,正是史學界不可旁貸之職責。

兩岸共用史料、共寫史書

台灣歷史相關的史料與檔案,有相當數量,典藏於大陸圖書館與檔案館,1980年代後期以來,兩岸學術交流頻繁,「共用史料、共寫史書」早已在學者私人間進行,而且隨著數位化的發展,圖書和檔案更加開放,「共用史料」更為研究和撰寫台灣史創造了有利條件。

大陸也有不少學者研究台灣史,如能結合同道,交流討論,「共寫史書」,應該會使台灣歷史的撰述更加深入。此等合作勢必牽涉兩岸敏感的政治議題和歷史詮釋的差異,尤其論述光復以後的台灣史,兩岸學者就各有立場,必須面對和處理。衝破困難,必須勇於嘗試。

最近,廈門大學陳支平教授踏出第一步,集合兩岸台灣史學者,編寫一部六卷本的《台灣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11),作者15人中有宋光宇、劉益昌、陳啟鐘、施沛琳和徐泓是台灣學者,頗能以熟悉兩岸史書典藏與史學研究的優勢,對這部新《台灣通史》做出較大的貢獻。可謂是實現雅堂先生續作《台灣通史》的遺志,也希望將來有更多史家接續研究撰寫更新更多的台灣通史,以饗廣大讀者,以慰雅堂先生在天之靈。

 (作者係暨南國際大學榮譽教授)

附加資訊

  • 作者: 徐泓
  • pages: 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