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前夕台灣社會一片混亂│黃種祥

二二八前夕台灣社會一片混亂│黃種祥

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宣布投降,但台灣島上仍有近20萬裝備齊全、訓練精良的日軍及40萬日本僑民,加上多年來被日本當作「南進基地」,島上積存有大量的武器彈藥,這些都使得台灣的投降與接收存在巨大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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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24日,國府僅有數十名人員以前進指揮所之名,在台灣主要從事調查、聯絡及安排陳儀政府來台接收的前置工作,對台灣的治安與一切行政工作幾乎沒有幫助。可以說,在日本投降到10月25日陳儀政府正式接管台灣,有兩個多月的真空期,在這段時間內,據台獨作家鍾逸人表示,當時「警察都不出來維持治安秩序,盜竊事件,日有所聞,警察都裝聾作啞,視若無睹。人行道被攤販所占,馬路上垃圾堆積如山。…這時候沒有『是非』,祇看誰的拳頭大,誰就有理了。為此糾紛迭起,每日都發生聚眾打鬥的事件。」

到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台灣社會一直處於動盪不安之中,可以從以下得知當時造成混亂的幾項重大因素。

日本印製台銀券加劇通膨

日本投降後,原總督府主計課長塩見俊二奉命返日,押運大量台銀券來台,用以支付所有日籍公家機關人員1945年8月至隔年3月的薪水及退休金。該批台銀券數量之多,讓他在那段飛行中,不得不一直爬在那堆鈔票上。同時,總督府下令解散所有物資統制公司,將國營企業財產轉化為私人財產。加上日人準備被遣送,紛紛拋出台幣,大量向銀行提存。由於台灣貨幣大部在日人手中,日人競相以所有台幣,換取返日後能使用的日銀券及黃金,使當時的金價超過4千元。這些均使得台灣在陳儀政府接收前就已陷入通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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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武器大量流出

日本投降後,台灣軍被要求將所有武器移交我國。可以理解,不管在現實考量或情感上,日軍極不願意將武器裝備及物資移交給敵軍使用,因此他們採取了各種手段來減少武器移交的數量。接收人員未抵達前,大量武器就開始被盜賣、毀損,以及埋藏在各隱密地點。其中還包含化學武器。

1945年10月9日,前進指揮所收到密報,日軍開始將裝備及物資進行埋存、盜賣及破壞。葛敬恩、范誦堯根本無法干涉日軍的行為,只能馬上發文報告遠在重慶的陳儀。13日上午,范誦堯與原台灣軍中校參謀長諫山春樹談話時,提到日軍私賣、毀壞、埋藏軍火的事,要求自行處辦。諫山表示他們知道這種情況,已經追回其中一部分,但要求國府提出證據以便日軍處理。

1945年11月12日,《民報》報導警方破獲日人藏匿30餘箱火藥於台北市某木材行內。同年12月18日,《民報》又報導日軍將油管、軍毯、棉紗大量運至民間工廠存放;又日軍通信第12877部隊宮野大尉、宇佐美軍曹將大量軍用品存於艋舺龜田商店的倉庫,也被搜出。宮野在憲兵隊前往拘捕前自殺。

1945年11月,美國駐台北領事館副領事葛超智(George H. Kerr,1911-1993),在對美國大使館提出的報告中,也提到日軍埋藏武器,甚至隱藏兵員的情報。11月27日,中美雙方在台灣省警備總部舉行的「第17次中美參謀聯合會議」中,雙方都提到獲得日軍盜賣及藏匿武器的情報。

陳儀政府正式接管台灣後,首先進行軍事接收。日軍繳械的成果,根據《台灣省軍事接收總報告書》統計,1945年10月日本台灣軍總人數為183,079人,步槍卻只移交了84,390把。號稱裝備精良、完整無缺的台灣軍,竟然平均兩人尚不能擁有一枝步槍,令人訝異。

此時接到當地人密告,陳儀對原台灣總督安藤利吉發出命令,要其制止日軍這些不當作為,並主動回報裝備物資的埋藏地點。該命令舉出,已發現的200多處埋藏地點,遍及台灣全省,台北、桃園、新竹、基隆、高雄等地都有埋藏的情形。不但有武器彈藥、被服油料,甚至有化學武器。此外,又有設法轉移部分物資的所有權給民間公司的情形,甚至將戰略物資盜賣。

鍾逸人由於協助前日軍「誠師團」參謀長岸本重一大佐,解決當地居民擾亂日軍宿舍及襲擊日軍女眷的問題,受邀到官舍用餐。岸本大佐從與鍾逸人的談話中,了解他並非「順民」,因此決定將台中地區的裝備物資埋藏圖交給他運用。鍾也不負他的期望,在二二八期間,以這批武器武裝了「二七部隊」,甚至將多餘的武器分發給附近友軍,給陳儀政府帶來威脅。

早期台獨運動主要人物之一的黃紀男也曾提過,日本人提供了一張地圖支持主張台獨的廖文毅,而廖文毅又把地圖交給他處理。但他身邊沒有人手,也沒有認真去東部「尋寶」。在黃被逮捕後,這張地圖不知去向。

王育德表示,二二八期間他弟弟和四、五個友人,不知由何處拿到槍械,在關廟、佳里等鄉下地方從事抗爭活動。鍾逸人也提到,籌組「二七部隊」時,不斷有自備步槍和軍刀的復員兵前來投靠,其中大多參與過海南島與菲律賓戰役。可見當時台灣民間私藏武器應該並非個案,數量亦多。

冒充軍憲警事件層出不窮

台灣光復前夕警力嚴重不足,先是日警失去管理權威出勤被毆打,而不少台籍警察也因過去助紂為虐,被民眾唾棄。但陳儀帶來的警員訓練班成員不過數百人,根本不可能擔負起全台的工作。根據《民報》1946年1月10日記載,當時政府經費不足,在台軍警憲連服裝、配備都無法做到統一,因此有不法之徒冒充憲兵、警察、軍官,進行擄人勒贖、強奪民產等情事。此外,甚至連日產接收人員都有人冒充,這種事件層出不窮。

例如,後來在二二八事件中前往高雄要塞談判的涂光明,1946年1月便冒充軍官逮捕日本特高警官仲井清一並加以殺害,由於該日警迫害台人甚多,連《民報》都將仲井等人稱為鬼畜牲,此次事件民眾稱快。

《民報》1946年2月8日記載,歹徒冒充憲兵招搖撞騙被捕。憲兵隊呼籲「憲兵執行勤務,應服裝整齊,及依法定手續辦理,如有冒充,可拘捕解送附近當地憲兵隊懲辦」。同月16日,《民報》又報導警察公然持械搶劫日人住宅,警察訓練所不久便出來澄清,該所還在籌備階段,並無此名警員。同年3月28日,《人民導報》報導,台灣省接收委員會、日產處理委員會台北分會說明,許多不肖之徒假冒接收人員行詐騙,或恐嚇、強取霸占。

《民報》1946年10月21日報導,台北流氓冒充憲兵多次恐嚇取財;《人民導報》1947年2月27日報導,假憲兵到富翁家中強制搜索,翻箱倒櫃,拒絕提供證件並揚長而去。由於被冒充的案例太多,1947年2月17日《國聲報》報導,國軍大力整飭軍紀之餘,同時也開始取締非軍人著軍服的情況,以免又有人胡作非為。當然,會造成這種歹徒混水摸魚,百姓卻敢怒不敢言的情形,正牌軍警憲的紀律不佳也難辭其咎。但這些不法份子的行為,在二二八前夕已犯氾濫全省,加深了台灣人對政府的負面觀感。

美國情治人員推動託管

葛超智1937年到台灣擔任高中英語教師,掩飾其情報員的身分,二戰後以駐台北美國副領事的身分重返。他在《被出賣的台灣》一書中描述陳儀政府貪腐暴政,在二二八事件中屠殺民眾,並責備美國政府出賣嚮往受其統治的台灣民眾。這本書在1970年代影響了許多台灣留學生投入反國民黨的運動。

葛超智擔任副領事期間,扶植黃紀男等人成立「台灣青年同盟」,致力進行台灣託管運動,其成員黃紀男、莊要傳等人都是日據時期的台籍菁英,他們在不公平的統治下仍能取得相當成就,對空降的台灣新統治階層有許多不滿。莊要傳曾向美國國務院表示,葛超智要他們宣傳:「開羅宣言」不是國際條約,不能決定台灣的法律地位,台灣可請求聯合國進行託管,將中國人趕出去。倘若台灣人能組成有效的運動以達此目標,美國就會願意援助台灣人,這就是最早的「台灣地位未定論」。

二二八事件的發生誠然是歷史的悲劇,日本人留下的爛攤子、美國情治系統的行動都造成嚴重影響,但主政的陳儀政府未能妥善處理這些問題,也責無旁貸。回顧歷史,我們應該多角度深入了解當年的時空背景及各種影響因素,避免重蹈覆轍。

(作者係玉林師範學院台籍副教授、歷史學博士)

附加資訊

  • 作者: 黃種祥
  • pages: 60
  • 標題: 二二八前夕台灣社會一片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