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是全球經濟面臨劃時代轉變的一年，而2023年的經濟走向，將賡續2022年延伸而起的八大趨勢變數，成為益發折騰全世界經濟的一年。

八大變數影響未來經濟

儘管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佛里曼(Milton Friedman)曾說：「通膨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是貨幣現象」(Inflation is always and everywhere a monetary phenomenon)，但2022年這一次的世界超級通膨，自爆發以來似乎遠非貨幣現象能夠解釋。

綜整諸多跨國智庫的展望判斷，最可能影響全世界未來的八大趨勢變數如下。

非經濟問題影響全球經濟

第一大變數是非經濟問題影響全球經濟問題。首先是Covid-19疫災長期化可能衍生經濟社會大變局，其後座力的力度對全球市場經濟，乃至台灣產業、貿易經濟都將帶來衝擊，而且很難做好未來前瞻預測。加之「成長速度換檔期」、「結構調整陣痛」、「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效應，以及「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糾合效應，對2023年及其後全世界經濟，至少將產生將近20倍速的經濟成長乘數效應。

再加上其他因素的直接間接影響，最終形成矩陣式、組群式、多維、交互的複雜系統。這種經濟運行超出矩陣式的複雜變化，並非單一國家所獨有，而是2023年及其後全世界經濟體必須共同面對的現實。

數位科技加速經濟典範移轉

第二大變數是經濟第一生產力的數位科技，正在加速轉移世界經濟典範。數位經濟的規格要求已近乎半導體晶片的最低門檻，其精度要求不是數量之差而是維度之差。以數位經濟為表徵的第四次產業革命，不止是前三次產業革命的全面質變，更是一波量變質變兼備的世界經濟典範轉移。全要素生產力對生產力的全新詮釋，印證了「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的新典範。

今日勞動力已非昔日的勞動力，其方式由物理到虛擬，驅動變數則由人手到人腦，新科技所要促進的是勞動智力而非勞動體力；科技生產力的作用力貫穿人自身、勞動數據和勞動對象，現在則更增加了虛擬機制作用力，如元宇宙。幾個重要趨勢性變化正在浮現：科技演進定律正與經典理論交互作用，而再抽象和再昇華；譬如科技界熟知的「摩爾定律」（積體電路的電晶體密度每隔兩年翻一番）2016年4月隨著Intel不能量產10nm工藝產品而近乎終結，儘管晶片製造商試圖跟上摩爾定律的步伐，但傳統摩爾定律加倍效應已減弱。但通過大規模數據和人工智慧的結合，如Apple的A9到A14納米仿生系統級晶片開發進程，反映出規律性的「摩爾定律」實際上依然成立，只是出現了加速度。

數位經濟將以「數據+算力+演算法」作為基底，對經典的邊際效用遞減理論先證明再超越，也就是，摩爾定律邊際效用的遞減和跨維度增進將成為新典型。科技的作用力已經超越科技原有的界限，透過系統化、集成化方式，促使一切產業、經濟型態，乃至人類一切活動的大變革。

金融戰爭扭曲全球貨幣現象

第三大變數是金融戰爭扭曲了全球貨幣現象。2010年代後，貨幣數量及價格或資金成本，成為影響世界經濟的最關鍵變數。

加息不一定是壞事，但面對一個公私部門債台高築的世界經濟，過去50年來貨幣價格下跌、最終降至超低水準利率，早已扭曲了投資決策，製造了資產價格泡沫，致使先進國家的債務大幅增加。回復到歷史性正常利率不會是線性的。倘若2023年全球經濟果然滯脹衰退，則利率會暫時穩定下來，甚至可能會再度出現下跌。與2022年的激進式加息縮表不同，美國Fed在2023年或將180度轉變態度，迅速回轉到既往20年的量化寬鬆立場。原因是經濟在2023年一開始或只會出現一些問題，但很快就會陷入恐慌：裁員將從科技企業蔓延到地產、零售、工業和金融業；美國可能在2023年上半年就會陷入經濟滯脹衰退。

供應鏈改變全球分工型態

第四大變數是供應鏈問題改變了全球分工型態。越來越多的事例顯示，經濟數據背後的驅動因素，不僅是經濟活動本身，還包括公共衛生事件、地緣政治衝突、意識形態角力等一系列非經濟動因，其合成後的力量，正加速改變全球傳統貿易分工的模式，並建立新的全球製造業價值鏈和能源供應鏈，結果會推高交易成本，降低要素流動速度，人為犧牲效率換取美國定義的「國家安全」，並變本加厲地撕裂早已全球化的世界供應鏈。

如今應對通膨顯然不能僅靠激進加息，而勢必要回到全球分工的軌道上，從緊致耦合的供應鏈效率視角，向兼顧韌性和自我修復能力的新供應鏈體系躍進，否則激進加息只會讓世界經濟付出更大代價。特別是當前形勢下，美國對中國的脫鉤斷鏈、新冠疫情、俄烏衝突、歐洲政治右轉、美國政治極化等變數，將進一步加劇能源和糧食危機，提升高通膨和經濟滯脹等衰退風險。經濟問題與政治、社會、軍事、外交、生態等領域問題相互作用，更使經濟問題陷入困境與糾結。

美國的國防授權法案(NDAA)是非理性的；尤其美國依靠斷鏈、脫鉤以保障經濟安全和國家安全，根本就是個偽命題。面對世界供應鏈斷鏈，唯賴大國合作和全球協調才能獲得正解。

製造業是繁榮經濟的主軸

第五大變數是製造業成為繁榮國家經濟的主力軸線。今天的世界經濟只有製造業重塑，才能使國家生產力瓶頸紓解，而讓需求成為經濟繁榮的前提性變數。

凱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論，對於今日世界尤具高度價值，有效需求本就是經濟的主引擎，更是今天全球新經濟的重要變數。數字經濟智慧化、工業互聯網、5G及3D列印等新技術可提升生產力，IoT（一切皆互聯）作用更為顯著，促使需求不僅牽引供給，還可領域定義供給。唯有效需求的煥發和創造，才能促使2023年世界經濟反彈復甦。

智能創新+數位聯網

第六大變數是智能創新+數位聯網促進了多元成長新模式。2022年美國的經濟脫鉤及發動新冷戰，都肇致美國盟邦工業經濟邊際收益減弱；而數位經濟所促進的新經濟，其生產和消費主力不再完全依託在線性流程的兩端，而在諸多新模式下相互重疊、互聯互通，共用經濟、零工經濟等，乃至隨之而來的去仲介化，都在生產消費的鏈條變短和效率提升上發揮了巨大作用。

生產要素更快速度、更有效率的連結，以及減少生產消費不必要的環節，使GDP成長的程式節點變少，對傳統意義的經濟成長率有一定的下拉作用。

從日、韓和部分歐洲經濟體的經驗來看，當人均絕對收入達到一定水準以後，經濟成長率會台階式下降。以韓國為例，在以年均8%的成長率推動人均GDP在1995年達到11,850美元後，韓國在其後12年間的GDP成長率大幅降至4.6%，但其經濟的科技指標仍在進步。

先進經濟體在經濟領域取得進步的經驗，會被後來者迅速學習，而後來者的學習曲線在新科技產業化、規模化和社會化上，會更充分發揮後發優勢，先發優勢和後發優勢的雙螺旋交互上升，以更快速、更廣泛地提升人類的生活品質和文明程度。

新能源轉型造成衝擊

第七大變數是新能源轉型衝擊。早在2022年世界經濟出現一連串變化前，適應氣候變化就是人類的最大挑戰之一。現在它被COP27賦予了更大的緊迫性。西歐已經發現自己受制於俄羅斯的能源戰：不僅是天然氣，煤炭價格也飆升至創新水準，這刺激加速了清潔能源燃料的發展。

調整能源供應結構的成本是巨大的。首先需升級電網，目前電網被用於從全國各地的燃煤電廠輸送能源，隨著這些工廠關閉，能源生產在地理上分布得更廣，需要重建電網，很多地方發電成本將上升。例如，全球太陽能發電成本從2010年的0.381美元/KWH，下降至2020年的0.057美元/KWH，新能源發電成本已全面下降至化石能源發電的成本範圍（0.051-0.179美元/KWH）之內。新能源與化石能源在成本端的一進一退，使全球能源結構的綠色和可持續發展在投入產出上可行，人與自然和諧的科技產業將成為2023年之後的現實。

歐洲各國政府已開始對能源市場進行干預，用更高的稅收打擊能源生產商，並將收益分配給消費者。目前這場能源危機，很可能導致政府對能源價格設置上限和直接干預。

產業政策影響經濟運作

第八大勢變數是政府產業政策將影響全球市場經濟運作。產業政策將在2023年走向台前，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將自2023年起越發頻繁動作。美國開國元勳漢密爾頓就提出過「幼稚產業保護理論」，旨在堅持限制工業品進口，而積極扶持本土製造業發展，為美國工業體系做了扎實的準備。日本針對特定產業的保護政策，被認為是1970、80年代日本經濟騰飛的重要動力。

國際上稱中國是國家產業政策的典型。事實上先進國家經濟體才是產業政策的鼻祖，2008年世界金融海嘯危機後，該些國家更將產業干預政策進一步常態化。

歐盟8,000億歐元的新冠復甦基金（COVID-19 Recovery Funds）幫助歐盟成員國應對疫情衝擊；美國《2022年降低通膨法案》（The Inflation Reduction Act of 2022, IRA），將在十年間以補貼或減稅方式提供總值3,700億美元強化能源安全，其實是強制戰略性產業回流和全面在岸化；《2022年晶片和科學法》（The CHIPS and Science Act of 2022）則著眼確保美國在半導體產業鏈、未來能源、生物科技及新興關鍵技術領域居絕對領導地位。這些法案措施的實行，勢必會成為新興國家的2023年大夢魘。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