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孽的報應-德國和日本的戰爭記憶》書評│鍾鴻

《罪孽的報應-德國和日本的戰爭記憶》書評│鍾鴻

《罪孽的報應》是作者荷蘭人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經過長時間的遊歷、觀察和訪談,以及對電影、教科書、紀念碑、大眾文學作品、知識分子的爭論等相關話題之感想和思考合成的「政治遊記」。書中那些看似獨自成章又有著多重議題的聯繫,貫穿著對戰爭記憶、國家罪行和民族悔罪等問題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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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大戰結束至今,討論戰爭的問題一直是中國乃至世界的思想界、政治及歷史研究領域的重點關注物件。通過閱讀本書,再結合對《東京審判》、《紐倫堡審判》兩部電影的觀感,讓筆者加深了對戰後各國態度和行為的理解和思考:只有對歷史錯誤進行審視,才能避免明天的我們被歷史的尺規審判。

德、日對歷史有不同態度

當觸及有關民族、戰爭的內容時,似乎總無法迴避一些情緒的出現,布魯瑪便是從與情緒相關的四個方面:政體的改變和國民的政治成熟;民族主義的影響;確認受害者和加害者;天皇制與以希特勒為首的納粹極權的不同,來分析和比較德國和日本在面對侵略行徑及戰後反省兩方面,不同的態度和這種態度的形成原因。事實上,在布魯瑪看來,對待歷史的態度往往與民族性、文化差異並沒有特別強的相關性,更多的在於政府及社會採取的政治導向和意識形態。

正如布魯瑪所言:「沒有危險的民族,只有危險的情景。」實際的政治安排,往往比所謂的歷史規律和民族性格,更能影響一個國家在面對自身歷史遺留問題時所採取的態度。

本書多次提及一個關鍵字:認同,對歷史真相、價值判斷的認同,基於歷史認同的過程中,對本民族身分的認同和反省,以及基於民族認同後對國家、政府未來引領方向的認同,無論是對於現當代國際政治與歷史問題的認識,還是個體對歷史的反思,都有著很好的啟發。

日本去真相敘事掩飾過往

日本作為東亞地緣政治的一環,在二戰中所扮演的區域性與世界性角色,常在各種歷史問題的討論中出現,而日本本土對此的態度,卻表現得猶如「萬花筒」般複雜支離,但究其主流而言,則為政府主導的「去真相敘事」,從而掩飾過往。對於日本為何要百般掩蓋歷史事實,布魯瑪用了五個原因進行總結:政治上的不成熟;浪漫主義的民族主義-核心為天皇;「受害者」心態-忽視了其侵略者的記憶;日本的天皇制度-曖昧不明的政治體制:日本的左翼因自身的教條主義顏面掃地,不慎瓦解。

但歷史真相是這五個條件遠遠說不清的,奉行沙文主義的右翼勢力,及上至「神轎」,下至「官吏」的幕僚(包括官僚、政客、海陸軍將領),他們也有自己的無奈和隱衷,常常被最底層的「浪人」玩弄於股掌之間。最後,這些都將歸咎於一種「集體不負責」的窠臼中。

就以此例說明:二戰期間,日本廣招華工開鑿礦坑,在白雪皚皚的戶外,很多勞工都只能身著薄布粗棉,甚至衣不遮體,每天只能喝一些蘋果皮和著糙米煮成的白粥來充饑。當他們無法忍受高強度的作業及非人的謾罵虐待時,曾想逃離到礦坑附近的一座山上,但日本民眾卻舉報或直接幫忙去追殺這些勞工。他們未曾想過自己也是苦難的一分子,不經意間成為高壓統治的幫兇,成了背後「老大哥」的傀儡。那麼,這種現象背後的原因究竟是什麼,是百姓的無知?還是對神道教的信奉不一?

日本強調施害者的心態

令筆者印象最深刻的是,日本保守勢力對二戰所進行的「歷史化」處理。在他們的書寫與敘事中,戰爭是一場為民族存亡而進行的鬥爭,日本軍人並不比其他國家的軍人更壞,就榮譽心和犧牲精神而言,他們甚至更加優秀。這樣的敘述,往往賦予了他們某種受害者的身分,而這種所謂的歷史態度會讓「冷眼看待」變成「冷眼旁觀」,讓旁觀者因「理解」加害者,而對他們產生認同感,更就此產生一個囿於法則的悖論:這一進程的目的雖是試圖形成更為客觀的歷史觀,但實際上卻催生了愈加分化的主觀看法。正常的歷史意味著多樣化的解釋。且這種歷史化也牽涉到身分認同,就像在日本一直強調的加害者心理的基礎上,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在某種加害者的言說中,也變得正常化了。

這種歷史化的敘事,仿若戈培爾效應,帶來的魔怔和日本侵略者的「聖戰」崇拜。「他們相信,但凡與天皇為敵的人都不是好東西,因此,他們越是殘忍地對待戰俘,就越能顯示出自己對天皇的忠心。」在這樣的心態下,也就不難理解為何會出現諸如《日本隨軍記者見聞錄》,把中國民眾像對待豬一般殺害的毫無人性的行為了。只有當社會在面對過去時,變得充分公開和自由,既不是從受害者的角度,也不是從施害者的角度,而是從批評者的角度去看,陰影才會淡去。

德選擇認罪,日選擇推卸

相較於日本的推卸和健忘,德國的「華沙一跪」選擇認罪,並以實際行動來求得原諒。西德的歷史教材中如實記錄了二戰中德國的行為,並且鼓勵學生反思歷史;德國的電視台也經常播出辯論節目,甚至可以對紐倫堡審判提出不同觀點;更勇敢的是,德國政府在1979年主動廢除了追訴「反人類罪」的時效限制,用以自我鞭策。這是政治制度、文化方針的轉變給德國人帶來的反思,讓德國人在這種理性和自由的政治辯論中逐漸成熟。

在我們看到日本的行徑時,也不應該對日本人一概否認,因為正是前文所述的那樣,一個萬花筒般的社會中,任何言說的出現都成為一種可能,其中自然也不免會出現一些沒有盲從權威的群體。日本著名的歷史學家、東京教育大學教授家永三郎便是典型的代表。

日本也有家永這種學者

從1890年頒布《教育敕語》以來,日本教育就一直是帝國的宣傳喉舌。德育課被抬到了極高的高度。諸如自我犧牲、軍事紀律、祖先崇拜、忠君尊王等民族美德,就是以這種方式灌輸的。這種主流的敘事,自是在二戰後初期的民主化改革中被摧毀,但其所產生的社會心態,卻仍攜帶其本身的慣性而產生持續的影響,民主化改革的不充分對此又引發別樣的推助。

而正是如此複雜的現實,才顯得家永個體獨立的可貴。家永從不掩飾他的政治傾向,在1962年版的歷史教材裡,他用一張殘疾日本老兵的照片作為插圖,圖中人物的一條斷臂綁在皮革護具裡,脖子還掛著個錢盒。文字說明是這樣的:「這一悲劇性的景象,雄辯地向我們揭示了《憲法》序言裡用詞的深刻含義。原文如下:「···(我們)決心,再也不重蹈因政府行為招致的戰禍的覆轍。」

家永的左翼反戰思想和親華傾向,恰恰是日本保守派試圖從教科書裡抹去的。因此,在編寫高中歷史教材時,家永被勒令刪除有關南京大屠殺、日軍姦淫婦女和日軍在偽滿的醫學實驗等篇幅,但家永三郎卻憤而起訴政府違憲,官司足足打了35年,經歷了不斷的上訴和被駁回,最終遺憾離世。

東、西德曾有不同作法

在對歷史的反思、解讀,教育下一代的必要性上,這本書所揭示的東德、西德對於對待歷史的態度、歷史的宣教功能,在國家和制度層面有著很大的不同。在東德,其目的是為了謀求對政權合法性的認同,謀求人們對國家和國家主義(集體主義)的崇拜,並不將尊重人權作為首要的宣傳任務,反而通過繼承和沿襲前極權政權的某些高度符號化的口號、神秘儀式感來達到壓制人性,繼續使用納粹時代的卡里斯馬權威,作為合法性以穩健其統治基礎,強調統一服從,不問是非,只考驗對政權的忠誠度,以鞏固極權政權的體制為目的。

而西德,謀求的是對普世人權的尊重的宣教理念,讓人們從紀念堂、博物館、警示牌中體會出尊重人權,釋放人性的重要意義。這是恒定的教育目的,但政權如何演變是次要的甚至可能成為阻力,所以要警惕,鍛煉人們勇於獨立思考,不要被政權的輿論宣傳所左右。正因為兩德所採取的政治導向和行為目的不同,才導致了兩德截然不同的結果,也使得「六八一代」在現存的政治生態中明白了異見的價值。

結語

當戰爭成為記憶,記憶也就成了戰爭。它時刻提醒著我們:歷史的沉重與和平的可貴。在學習歷史的過程中,我們避免不了看到歷史現象的重演,也無法在詳盡每種歷史結果後而逐一防範。我們能做的是,在構建國家民族精神的同時,肇建自身的韌性,在民族自覺裡尋找自我認同。最後以前德國聯邦總統里夏德·馮·魏茨澤克的話作為結尾:「任何對過去視而不見的人,對現在也一樣盲目。不論是誰,只要他拒絕銘記過去的慘無人道,就存在染上新疾的風險。」

 

(作者係閩南師大歷史地理系學生)

附加資訊

  • 作者: 鍾鴻
  • pages: 69
  • 標題: 《罪孽的報應-德國和日本的戰爭記憶》書評